。隻有食糧，關係人民的利害太切了，國家還不能全然放任。安定穀價的理論，始於李悝。李悝說糶（穀價）甚賤傷農，甚貴傷民（此民字指穀之消費者，與農為穀之生產者立於對待的地位），主張當新穀登場時，國家收買其一部分，至青黃不接時賣出，以保持穀的平價。漢宣帝時，穀價大賤，大司農耿壽昌，於若乾地方行其法，名其倉為常平倉。此法雖不為牟利起見，然賣出之價，必比買進之價略高，國家並無所費，而人民實受其益，實可稱法良意美。然在古代，穀物賣買未盛則有效。至後世，穀物的市場日廣，而官家的資本甚微，則即使實力奉行，亦難收控製市場之效；何況奉行者又多有名無實；甚或並其名而無之呢？所以常平倉在曆代法令上，雖然是有的時候多，實際上並無效力。隋文帝時，工部尚書長孫平創義倉之法，令人民於收成之日，隨意勸課，即於當社立倉存貯。荒歉之時，用以救濟。後周時有惠民倉。將雜配錢（一種雜稅的名目）的幾分之幾，折收穀物，以供凶年平糶之用。宋時又有廣惠倉。募人耕沒入和戶絕田，收其租以給郭內窮苦的人民。這都是救濟性質。直到王安石出來，行青苗法，才推廣之，以供借貸之用。青苗法是起於李參的。李參在陝西做官時，命百姓自度耕種的贏餘，告貸於官。官貸之以錢。及秋，隨賦稅交還。王安石推行其法於諸路。以常平、廣惠倉所儲的錢穀為貸本（倉本所以貯穀，後世因穀的儲藏不便，亦且不能必得，遂有兼儲錢的。需用時再以錢買穀，或竟發錢），當時反對者甚多，然其本意是好的，不過官不是推行此法的機關，不免有弊罷了[反對青苗的人，有的說它取息二分太重，這是胡說，當時民間利率，實遠重於此。青苗之弊在於：（一）人民不敢與官交涉。（二）官亦不能與民直接，勢必假手於吏胥，吏胥多數是要作弊的，人民更不敢與之交涉。（三）於是聽其自然，即不能推行。（四）強要推行，即不免抑配。（五）借出之款，或不能償還，勢必引起追呼。（六）又有勒令鄰保均賠的。（七）甚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或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的。總而言之，是由於辦理的機關的不適宜]。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建州大饑。朱子請於府，得常平倉粟600石，以為貸本。人民夏天來借的，到冬加二歸還。以後逐年如此。小荒則免其半息，大荒則全免其息。如此14年，除將原本600石還官外，並將餘利，造成倉廒，得粟3100石，以為社倉。自此借貸就不再收息了。朱子此法，其以社為範圍，與長孫平的義倉同。不但充平糶及救濟，而兼供借貸，與王安石的青苗法同。以社為範圍，則易於管理，易於監察，人民可以自司其事。如此，則有將死藏的倉穀出貸，化為有用的資本之利，而無青苗法與官交涉之弊。所以曆來論者，都以為此法最善；有與其提倡常平、義倉，不如提倡社倉的傾向。義倉不如社倉，誠然無可爭辯，這是後起者自然的進步。常平和社倉，則根本不是一件事。常平是官辦的，是和糧食商人鬥爭的。義倉和社倉，都是農民互助的事。固然，農民真正充足了，商人將無所施其剝削，然使將現在社會上一切剝削農民之事，都剗除了，農民又何至於不足呢？固然，當時的常平倉，並沒有控製市場之力；至多當饑荒之際，開辦平糶，惠及城市之人。然此乃常平辦理之不得其法，力量的不夠，並不是其本質不好。依正義及經濟政策論，國家扶助農民和消費者，剗除居間者的剝削，還是有這義務；而在政策上也是必要的。所以常平和社倉，至少該並行不廢。再者，青苗法以官主其事，固然不好，社倉以人民主其事，也未必一定會好的。因為土豪劣紳和貪官汙吏，是同樣要吮人膏血的，並無彼此之分。主張社倉的，說社倉範圍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管理的人，難於作弊。然而從來土豪劣紳都是明中把持、攘奪，並不是暗中攫取的。義倉創辦未幾，即或因人民不能管理，而移之於縣。社倉，據《文獻通考》說：亦是“事久而弊，或主之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甚者拘催無異正賦”。以為非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不為功。可見防止貪汙土劣的侵漁，仍不能無借於人民的自衛了。平抑糧食以外他種物價之事，東漢以後無之。隻有宋神宗熙寧五年，曾立市易司，想平抑京師的物價，然其後事未能行。
借貸，亦始終是剝削的一種方法。最初隻有封君之類是有錢的人，所以也隻有他們能營高利貸的事業。後來事實雖然變換了，還有借他們出麵的。如《漢書·穀永傳》說：當時的掖庭獄，“為人起債（代人放債），分利受謝”是。亦有官自放債的。如隋初嘗給內官以公廨錢，令其回易生利，這種公廨錢，就是可以放債的。其類乎封建財產的，則南北朝以後，僧寺頗多殷富，亦常為放債的機關。私人放債取利，較大的，多為商賈所兼營，如《後漢書·桓譚傳》：譚上疏陳時政，說“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則並有代他奔走的人了。《元史·耶律楚材傳》說：當時的回鶻，多放羊羔利（利上起利）。回鶻也是從西域到中國來經商的。這是因商人手中，多有流動資本，所以兼營此業最便。至於土豪劣紳之類，即在本地方營高利貸業的，其規模自然較此為小，然其數則甚多，而其手段亦極酷辣。《宋史·食貨誌》載司馬光疏，說當時的農民，“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陳舜俞傳》說：當時放債的人，雖“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鋤、斧錡之屬，皆雜取之”；便可見其一斑了。大抵借貸有對人信用和對物信用兩種。對物信用，須能鑒別其物，知其時價；對人信用，則須調查其人之財產及行為；亦有一番事情，且須有相當知識。這在放債者方麵，亦須有一種組織。所以逐漸發達，而成為近代的錢莊及當鋪。
旨宗其然。因原個一的義主會社受接於易以所代近在其是這，的富貧均張主是都，想思的上會社，代曆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