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製、政體、階級、財產、官製、選舉、賦稅、兵製、刑法、實業、貨幣、衣食住行、教育學術、宗教風俗，又很細致地描寫了曆代政治變革，縱橫交錯，首尾相顧，其關注、涉及的內容，是二十世紀同類作品中門類最全最多最細。所謂無所側重，並不是缺點，可能正是中國曆史的本來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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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與二十世紀各家通史相比較，呂思勉中國通史是少數幾種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集體寫史固然有集體合作的好處，可以利用集體力量編寫個人根本無法完成的大部頭，但是集體寫史也有不易克服的矛盾，撰稿人如果充分，或者說比較多地表達自己的研究心得，那麼這樣的作品極有可能成為一部水平不錯的論文集，如《劍橋中國史》。但是如果仔細辨別這些“準論文集”各卷各章之間的關聯，也很容易發現許多集體合作的通史類項目，存在著重複、遺漏，相互衝突，或相互不協調的情形所在多有。
人文學術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個性化的職業，真正意義上的通史，不在規模大小，而在能否真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以這個標準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通史寫作，呂思勉、錢穆、張蔭麟、陳恭祿、傅樂成等幾人的作品，大致實現了這個理想，以一己之力成一部或大或小的通史，詳略不一，側重不一，但無不邏輯自洽，以及史料運用上的自如。
理想的通史寫作，需要豐富的閱讀、寧靜的心態，以及儘可能的價值中立，還需要對斷代史研究前沿的追蹤與把握。呂思勉對一些斷代有自己的研究、著述，對於縱向的製度史、學術史、思想史、民族史，以及目錄學、文字學、曆史研究法，甚至西洋史，都有自己的著述，這些著述當然並不都是第一流作品，但無疑對於作者撰寫中國通史的學術儲備、學術視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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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星日 92月 11年 6102，勇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