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公元265年）至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他連續頒布一係列政令，移風易俗、革除曹魏的弊政：廢除曹魏時期“將領出征，家屬留京為人質”的嚴苛法令，消除了將士們的後顧之憂，極大提升了軍隊的凝聚力；恢複被曹魏廢止的諫官製度，任命傅玄、崔洪等敢於直言、有真才實學的官吏擔任諫官，廣開言路，鼓勵大臣提意見、說真話；在用人方麵，他不計前嫌，提拔任用了不少曹魏集團的核心官吏，展現出了容人的胸襟。這一係列舉措，有效穩定了西晉初年的政局，提升了朝廷的行政效能，讓剛剛建立的西晉，國力得到了明顯的增強。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正月，司馬炎又頒布了精心修訂的《泰始律》，這部法典體例嚴謹、內容完備，既簡化了曹魏時期繁瑣的律法，又強化了中央的統治權威，成為中國古代法律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要法典。司馬炎執政初期的這些舉措，既展現了他的政治手腕，也體現了他在維係各方勢力平衡、鞏固自身權力過程中的權謀與妥協。可他不會想到，自己苦心孤詣經營的這一切，最終都會因宗室分封的隱患而化為泡影，那些他寄予厚望的宗室藩王，終究會成為覆滅西晉的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