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二〇二二年春，因疫情之故，我被困於故鄉數月。我的家鄉在膠東半島昆崳山山腳，山中生活清淡，村莊裡的人五更即起，夜落而眠，這些寂靜的日子，我卻充滿不適、孤獨與焦慮：人生苦短，這樣無意義的時光，將奪去我多少生活？
閑來，我隻能一個人從山裡走到山腳，又從山底返回山上，一個人來來回回。忽地一天，我在踱步下山之時，看見了一個皮膚黝黑、鬢角花白、光光的頭頂上全是一層層褶子的男人，他倚靠在一株柳樹下小憩，那時柳葉剛起了嫩芽，垂下青黃的絲絛，撫摸著他滿布滄桑的臉龐，三隻灰綠色的麻袋斜靠在他身邊，麻袋個個敞著口子，露出堆滿的廢舊塑料瓶——這是一個拾荒的老人。我遠望過去，好似一幅倫勃朗筆下的風景畫，腳步不自覺地走向他。他見了我，隻是自在地把眼睛眯起來，微微露出一條罅隙，仿若我們相識已久——這便是鄉土裡的人情。
我坐到他身邊，和他聊了一下午，聊到星起，聊到日落。他的敘述大多平淡無奇，他的故事用幾十句話便能講完，他的一生，如大多數人的一生那樣，到頭來隻用十幾分鐘便可回述。我不甘於此，追問他更多的故事，在一段漫長的沉默後，他拿出一根捲煙，深深地吸了兩口，說，今年過年，我們村子倒是發生過一件十年不遇的大事：除夕當夜，村子裡有人殺人了。
殺人的人叫祝長生，年已八十有二，被殺的人叫瑛姑，是他老伴兒，也八十一歲了。祝長生不但把瑛姑殺了，還將她連夜肢解了，他把她埋在了院裡幾株櫻樹之下，又把一些內臟裝入了兩個黑色塑料袋裡，送去了村子裡一戶人家的門前……
我頭皮奓了起來，一連串的疑惑洶湧而出：八十二歲的老人還有這樣的力氣嗎？他為什麼要把肢解後的身體分埋在那幾棵櫻樹下？又為何要把內臟送去那戶村民家？我清晰地意識到這是一個藏著隱秘悲傷的故事，接下來的數日，我開始走訪、寫作，寫下了《浮生如樹》這篇文章：一個巨大的乃至荒誕的悲劇之後，最打動我的，卻是這兩個被命運拋棄的人——內心本能的高貴與情深。
老天似乎給了我一道光。緊接著，我的母親向我講述了“小香港”——曾在這座小鎮引發過三次風暴的性少數者的一樁癡情往事，地頭兒割麥子的阿婆給我講了“美人遲暮”——一份“一父賣六女”的、“現代潘金蓮式”的女性悲情……我的筆尖猶如春水，涓涓而流，一發不可收，山間與村莊裡的日子驟然間變得廣袤而豐沛，《生而為人》這部短篇小說集，由此而生。
這些人、事的曲折大都是真實的。但或因歲月久遠，或因故人已逝，許多往事，我隻能取其頭尾，抑或骨頭，其餘血肉經絡，隻能本著對生靈純良的悲憫，對他人痛苦的關注，在命運的牽引下向他們緩緩靠近。文學常常很難為這個世界提供一個確切的答案和解釋，但它卻能忠實地記錄並表達生命的軌跡與感受：他們來過、愛過、活過。
人年輕時，眼睛總是長在頭頂上的。青春見慣了往上看的生機，卻看不到底下的泥濘，但泥濘裡也是有生機的。直至經歷了一定的歲月，我才醒悟，絕大多數人的生機，都是在泥濘裡掙紮出來的。
《生而為人》寫的便是膠東半島這片土地上，那些身在泥濘裡的人的命運沉浮與百年往事。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在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沒有跟得上時代步伐、沒有登得上前行的巨輪，甚至是被這巨輪無情地拋入大海裡的人，可他們不是命運的沉默者，也絕不肯做苦難的幫兇，他們在泥濘裡奮力喘息。
他們不相信，一個草草而生的人，就該潦草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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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我隻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從這個視角上來說，《生而為人》裡的所有人，都配得上痛苦的意義。他們或許沒有足夠的認知去辨認命運為何物，卻在作為一個男人、女人、父親、母親、兒子、女兒、戀人……在作為任何一種“人”的角色陷入困境時，都盡了最大的努力，詮釋活著的價值。
“人”啊，多麼神奇的創造！
對很多人來說，“活著”是大過一切的，雲再高，也在月亮底下，生老病死、成住壞空，這一切都不如活下去來得重要；可還有一些人，他們眼裡總有一些大過生命的東西，比如情感，比如抗爭，比如信念。他們構成了中國人一種高貴的精神、民族的底色、生生不息的力量——生而為人，是為了活著，又不隻是為了活著。
他們總是這樣，把悲傷裝進心裡，把希望穿在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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