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以試圖對這個位於長江南岸的國家建立起一個初步的印象。與此同時，荀詡還頻繁地出現在各個東吳大臣的宴會之間，與吳人進行交談，了解他們的第一手想法。期間他還得到了孫權的接見，還得到了一塊玳瑁殼做為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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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荀詡心中原本抽象的東吳變的豐滿實在起來。他在一封寫給裴緒的信中這樣寫到：
……在經過兩次權力轉移與數十年的相對安定統治以後，江東政權自孫堅時代培養起的那種銳意進取的氣勢已經被這種和平銷蝕的所剩無幾。曆史原因與地理原因的雙重影響令東吳君臣滋生出一種從外人視角來看很矛盾的心態：一方麵他們很驕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可以被稱為自大——從吳主到最基層的平民普遍認為任何針對東吳的軍事行動都是不可想象的。他們的想法有其曆史淵源，孫權即位以來曾經遭受過來自曹魏與我國的數次大規模攻擊，但最終都成功地將其順利擊退，這些勝利都是間接或者直接得益於長江。在我與吳人的交談中可以發現，長江做為天塹的存在從地理上與心理上都對他們有著深刻的影響。長江的安全感削弱了他們對外界政治變化的敏感程度，使之對現狀很滿意，並相信這種狀況會一直持續下去。
諷刺的是，做為一枚銅錢的兩麵，這種封閉式的苟安心態不僅帶給吳人優越的安全感，也成為了他們向外發展的障礙。與輝煌的防守戰相比，東吳對外用兵的記錄慘不忍睹，要麼是完全的失敗——比如建安十九年的合肥之戰；要麼是戰略意圖十分混亂——比如建興六年的石亭戰役，從戰術上來說陸遜將軍無懈可擊，但在戰略上東吳除了消耗了大量物資以外，絲毫沒有收益。我想這可能是肇始於東吳將領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東吳的南部疆土與我國南部局勢類似，廣泛分布著鬆散的蠻族部落，相當一部分東吳將領就是靠鎮壓蠻族來積累資曆。因此東吳的軍事行動呈現出鮮明的討蠻式特色：缺乏一個大的戰略構想，隻確立無數短期戰略目標，而且他們樂此不疲。這與我國明確的戰略目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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