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24日，清晨六點，天還沒亮透，克倫姆街25號門前已經停了七輛警車。
紅藍相間的警燈在霧氣和晨曦中無聲旋轉，把整條街的窗簾都驚得掀開了一條縫。
黑澤爾警探站在鐵柵欄門前，呼出的白氣混進晨霧裡。
她今年三十四歲，在格洛斯特郡警局幹了十二年，從巡警做到刑偵組，是整棟樓裡唯一一個還在用硬皮筆記本而不是錄音機記錄口供的老派警察。
“黑澤爾，你確定要挖？”
說話的是她的直屬上司，警司莫裡斯。
一個挺著啤酒肚、還有八個月就退休的老好人。
他站在黑澤爾身後，壓低聲音說：“搜查令我給你批了，但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如果挖不出東西——”
“我知道。”
黑澤爾打斷他，從大衣口袋裡摸出一包皺巴巴的香煙，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沒點。
她盯著眼前這棟三層紅磚小樓。
修剪整齊的草坪，沿著院牆種了一排玫瑰，這個季節沒開花，隻剩枯枝在風裡顫。
白色窗框擦得乾乾淨淨，二樓主臥的窗簾是碎花的，透著一種中產階級特有的、用力過猛的體麵。
太體麵了。
體麵到讓黑澤爾後背發涼。
兩年前，1992年5月，她接到一個兒童保護組織轉來的案子。
一個13歲的女孩路易斯·韋斯特向同學哭訴，說自己常年被父親侵犯。
黑澤爾出警，走進這棟房子，見到了一個“熱鬧”的九口之家。
男主人弗雷德·韋斯特，52歲，矮個子，一頭亂糟糟的棕色捲髮，笑起來露出滿口參差不齊的黃牙，說話時喜歡湊得很近，近到你能聞見他身上的廉價煙草味和汗味。
女主人羅斯·韋斯特，40歲，骨架粗大，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連衣裙，眼神很冷。
她站在廚房門口，抱著胳膊看黑澤爾問話，從頭到尾沒說一句話。
七個孩子，從五歲到十六歲，全都低著頭，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
黑澤爾記得那天她蹲下來，平視最小的男孩巴裡。
那年他才五歲，瘦得像根火柴棍，胳膊上有一塊硬幣大小的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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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怎麼弄的？”黑澤爾指著淤青，盡量讓自己的聲音溫柔。
巴裡沒說話，飛快地瞟了一眼站在廚房門口的羅斯。
羅斯開口了，聲音平淡得像在說今天的天氣：“小孩子調皮，從樓梯上摔的。”
黑澤爾點點頭，沒追問，但她注意到一個細節。
其他六個孩子在聽到“從樓梯上摔下來”這句話時，同時縮了一下肩膀。
那是一種條件反射式的恐懼。
後來她把這個細節寫進了報告裡，但沒人當回事。
分局的同事拍拍她的肩膀說：“黑澤爾，那是個底層家庭，父母沒文化，管教方式粗暴一點很正常。別太敏感了。”
敏感。
這是她在警局十二年裡聽得最多的評價。
案子最終還是走到了起訴階段。
弗雷德被抓回警局，七個孩子被暫時安置進福利院。
但那些孩子沒有一個敢在法庭上指認父親。
弗雷德·韋斯特被當庭釋放的那天，黑澤爾站在法院門口，看見那個矮個男人走出來，沖她咧嘴笑了一下。
那個笑容讓她做了整整兩年的噩夢。
但真正讓她放不下的，是那七個孩子在福利院裡反覆說起的一句“玩笑話”。
“如果我們不聽話，爸爸就會說——把你也埋到露台下麵，像希瑟一樣。”
希瑟·韋斯特，弗雷德和羅斯的第一個孩子，1969年出生。
這個女孩已經五年沒有出現在任何地方了。
沒有上學記錄，沒有就醫記錄，沒有消費記錄，沒有任何人聲稱見過她。
她的社保號碼像死了一樣安靜。
黑澤爾為這件事跑了兩年。
她翻遍了希瑟可能出現的所有記錄，找過她的同學、老師、遠房親戚——沒人知道她去了哪裡。
而弗雷德和羅斯的回答永遠隻有一句話：“希瑟離家出走了。”
“離家出走”不是一個女孩從地球上消失五年的合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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