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苦苦求情，曾國藩最後才免遭一難。
這樣的信息反饋到曾國藩的耳朵裡，他如何不會感到後怕？此後，曾國藩再無以前的憨直之言。而鹹豐帝雖然表麵沒有對他如何，甚至依舊讓他兼署刑部左侍郎和吏部左侍郎，但曾國藩卻越發感到宦海莫測，心情也越來越沉重。他知道，自己哪怕再有一腔赤膽忠心，麵對這樣的皇帝也是無能為力了。
在京城官場上，讓曾國藩難堪痛苦的不僅是與鹹豐帝的關係。穆彰阿倒台，曾國藩也失去了極為有力的後台。加上他當時的耿直敢諫，又得罪了大批京中權貴。尤其是在會審琦善一案之後，曾國藩在京城的人際關係更是跌至冰點。
琦善，滿洲正黃旗人。在鴉片戰爭中，他同穆彰阿一樣，屬投降派。道光二十年（1840），在直隸總督任上的琦善上奏道光帝，誣蔑林則徐在禁煙一事上的措施失當，並力主妥協投降。
林則徐被遣戍新疆，琦善作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與英軍議和。在與英軍談判的過程中，琦善一讓再讓，竟然瞞著道光皇帝，與英軍簽訂了《穿鼻草約》，並私許割讓香港、開放廣州、賠償煙價六百萬銀圓，給大清造成的巨大損失無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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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一氣之下將琦善“革職鎖拿，查抄家產”，但兩年之後，琦善又靠著賄賂穆彰阿，重新被朝廷起用，任陝甘總督。
鹹豐帝即位後，有人參奏琦善在陝甘總督任內“妄加誅戮”，鹹豐帝遂將其革職，交刑部審訊。當時接手這個案子的，正是曾國藩。
琦善雖然兩度獲罪，但他在京中故舊頗多。此案一出，出來為他求情、到處拉關係的自然大有人在。但曾國藩不畏強權，最後定琦善革職，發往吉林效力贖罪。
這等於是與京中廣大與琦善有交往的官員們公然為敵。
因為琦善案的審理，曾國藩在京城越發陷於孤立。權貴們見了他要麼視而不見，要麼轉身回避，甚至不願意與他同席而坐。
回首自己的來時路，一步一步，從湖南偏僻的小山村走出來，最初也不過是想著讀書求功名光宗耀祖。隨著官位的升高，曾國藩的思想境界也在不斷提升，當他決心舍小家而顧大家，為大清國奉獻自己的熱血與生命時，卻發現一個二品大員的身份，竟是如此不堪一擊。那滿腔的熱情慢慢就冷了下去，他又懷念起自己的湘鄉縣和白楊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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