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主要內容有5項。一是錯誤地把肖華、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與王力、關鋒、戚本禹連在一起，說成是“五一六”的操縱者，認為他們否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對清查“五一六”有抵觸、甚至為“五一六”翻案是“完全錯誤的”。二是認為當前的清查工作存在擴大化傾向，清查重點應是揭露“五一六”的骨乾分子和幕後操縱者。三是清查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體罰和變相體罰的辦法是“完全錯誤的”。四是要求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擴大化的同時，不要放鬆對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隻一個“五一六”，應根據中央曆次指示，將這些反革命清理出來，是什麼組織就叫什麼組織、是什麼性質就叫什麼性質，不要一律叫“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全國各地利用清查“五一六”名義製造大批冤假錯案之風有所遏製，但《通知》要求繼續清查實際在大多數地區都不存在的“五一六”，並規定不限名額，這又使得清查在新形式下製造出許多新的冤假錯案。
1970年9月，陳伯達倒台後，被認為是“五一六”的“黑後台”。197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中央成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統一“五一六”專案的清理、審查和核查，協調中央和地方“五一六”專案的調查，並規定清查“五一六”的重點在北京。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林彪又成了“五一六”的最大黑後台。清查“五一六”的運動繼續發展，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才停止。這期間，許多乾部和群眾遭受打擊和迫害。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毛澤東、中共中央一再強調要“給政策”、區別對待、分清敵我和重點打擊，但是，這一運動的前提就是錯誤的，因為實際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麼多的“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及“五一六”分子。運動又與“大批判”結合，大搞逼供信，強迫“坦白交待”，根本無法做到分清敵我、重點打擊。因此，“清理階級隊伍”雖然揪出了少數壞人，但卻使大批乾部群眾無辜受株連，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供信，甚至采用體罰和變相體罰的辦法是“完全錯誤的”。四是要求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擴大化的同時，不要放鬆對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隻一個“五一六”，應根據中央曆次指示，將這些反革命清理出來，是什麼組織就叫什麼組織、是什麼性質就叫什麼性質，不要一律叫“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全國各地利用清查“五一六”名義製造大批冤假錯案之風有所遏製，但《通知》要求繼續清查實際在大多數地區都不存在的“五一六”，並規定不限名額，這又使得清查在新形式下製造出許多新的冤假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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