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之所以能吸引那些人，隻是因為他們是弱者，是弱勢群體，易於掌控和主宰。在以往的案件中，我們發現，虐殺男孩和女孩比例相差不大的案件，往往意味著凶手具有性壓抑方麵的問題，而虐殺男孩比例占大多數的，則跟凶手所處的環境和成長經曆有關。
“東街的案子，我更傾向於後者。首起女童被害人，代表著凶手過去的某段不堪回首的經曆，可能與情感經曆有關。我可以大膽假設一下，女童很有可能在被誘拐之後不久即遭毒手，凶手在其死後進行了奸汙，這裡麵有很重的報複心理。而男童被害人則代表著對其影響至深的挫敗，從開始一直延續到當下直至未來。男童被害人其實映射的是凶手本人，或童年時候的他，或軟弱無助時的他。這種心理機製，有的心理學家稱為‘向強者認同’。
“這種心理機製的解釋是說：當一個人受到強者的壓製，由於自身無法擺脫困境，經過心理過濾反饋，反而將這種強者必然壓製弱者的行為合理化，所以當他們心裡淤積成疾、行將崩潰之時，就會選擇去傷害弱者，而不是反抗強者。東街的案件在我看來，凶手的虐殺，其實是在殺死弱勢的自己，從而獲得強者心理。”
韓印的大段分析，讓葉曦聽得很是入迷。韓印剛停下話，她便忍不住搶著問：“那凶手進一步的背景描述，你現在有想法沒？”
韓印笑笑，顯得胸有成竹：“咱們先來說說凶手所處位置的問題。美國FBI（美國聯邦調查局）行為分析科，曾根據犯罪現場行為和犯罪人生活方式，將謀殺案以有組織力和無組織力來分類。雖然這個分類方法在後來被定性為太過片麵，更多的連環殺手都是介於二者之間的，但有些分類指標還是具有參考價值的。這個分類方法提到，有組織力的凶手會選擇遠離自己生活工作的區域作案，當然這不意味著他對作案區域不熟悉；而無組織力的凶手喜歡在自己能夠掌控的區域作案，他們通常都居住和生活在犯罪現場附近。直白點兒來說，即智商高的人異域作案，智商低或者具有精神疾病的人選擇本區域作案。在這起案子中，凶手接二連三在一個範圍非常非常小的區域連續作案，這說明他的智商水平很一般，當然說這些話目的主要是，本案凶手就住在犯罪現場附近。不過，僅僅靠智商高低來判斷是不夠的，也太過籠統，能不能再精確些呢？我們先來明確幾個方位，紅旗東街2路汽車站終點站以南有兩家網吧，一家叫作朋友網吧，一家叫作天天網吧。兩家網吧相距不到20米，朋友網吧的對麵即那些孩子經常光顧的遊戲廳。而首起失蹤女童劉小花的家，住在2路汽車終點站以北的棚戶區，距離兩家網吧大概不到0.5公裡，總體看來這是個非常小的範圍。那麼，凶手居住大致方位到底在哪兒？其實2、3、4、5號案件都不具備準確判斷的依據，最直接的指標當數劉小花的居住地。上麵也說過了，這個女童屬於機遇型被害人，凶手侵犯她並沒有經過預謀，她在那個時間點、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遭遇凶手純屬巧合。也許是女童漂亮可人的容貌，或者她天真活潑的姿態，突然間刺激到了凶手，激起他某種憤怒的報複心理，導致他出現了首次殺人行為。那麼這個遭遇地點，應該離凶手居住的地點很近，離女童的家也不遠，從以往的統計來看，兩者相距不會超過100米。也就是說凶手大體居住的位置，在2路汽車終點站以北的棚戶區，距離他誘拐其他孩子的網吧和遊戲廳400米到600米之間。
“第二點，對凶手判斷：他應該具有犯罪前科。雖然在作案中顯示出他的智商水平一般，但看得出他有一定的犯罪經驗，也許是在坐牢期間學會的。他懂得在孩子聚集最密集的時間段誘拐目標，懂得如何與目標建立關係，他選擇的目標都是單獨出入網吧和遊戲廳的孩子，最重要的依據是他企圖通過對家屬索要贖金製造綁票的假象，從而乾擾警方對案件性質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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