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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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論何處，人們眼下都在努力獲知自己正身居何處，又將去往何方，而對於在當下創造曆史，為未來擔當責任，他們如果可以有所作為，又該如何行事。對於此類問題，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勞永逸的回答。每個時期都有屬於自己的答案。但我們眼下就麵臨一個難題。我們目前正處在一個時代的終點，而我們不得不找出自己的答案。
我們正處在一個可被稱為“現代”的時期的終點。正如“古代”之後是數百年的東方優勢時代，西方人出於自己的偏狹，稱之為“黑暗時代”一樣，“現代”如今又正在被一個後現代時期所接替。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第四紀元”（The Fourth Ep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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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一個時代何時終結，另一個時代何時開啟，端賴於如何定義。但就像一切社會性的東西一樣，定義也具有曆史特定性。當前，我們對於社會和自我的基本定義都正在被新的現實所推翻。我的意思不單是說，短短一代人之間，人們就如此徹底、如此迅疾地承受了如此劇烈的變化，這一現象前所未有。我也不僅僅是說，我們感到自己正處在一個劃時代的過渡期，竭力想把握我們猜想自己正在進入的新時代的概貌。我的意思是說，一旦我們試圖為自己找到方向——假設我們真的如此努力——就會發現，到頭來，原來有那麼多我們曾經的期待與意象深陷於曆史的束縛：有那麼多我們奉為圭臬的思想範疇和情感範疇，既幫助我們說明自己周遭的事態，也往往使我們迷失方向；有那麼多我們的說明是源於從“中世紀”到“現代”的重大曆史轉折；而當它們被推廣應用於今天，就變得頗為笨拙，不合時宜，難以令人信服。我還想說，我們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幾乎已經垮台，不再能夠充分說明世界，說明我們自身。
這兩種意識形態都源於啟蒙運動，其實共享著許多假設和價值。二者都認為，合理性（rationality）的增長是自由增長的首要條件。理性（reason）推動進步的解放性觀念，對科學作為純潔之善的信仰，對大眾教育的要求，對這種教育之於民主體製的政治意義的信念——上述種種啟蒙運動的理念，都仰賴於一個樂觀的假設：理性與自由有著內在固有的關聯。對塑造我們的思維方式影響最大的那些思想家，都是基於這一假設而展開推論的。弗洛伊德的研究的進退曲折，字裡行間都隱含著這樣的假設：個體要想自由，就必須具備更多的理性自覺；治療有助於讓理性更有機會在個體生活進程中自由地發揮作用。同樣的假設也支撐著馬克思主義作品的主線：人深陷於生產的非理性無政府狀態，必須對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有理性的自覺；他們必須獲得“階級自覺”——這個詞的馬克思主義意涵所具有的理性主義色彩，堪比邊沁（Bentham）提出的任何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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