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奔走求生，輾轉任職於餘姚各小學校中。中間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錢莊來替他們寫信，但不久仍歸於小學教師。我二月十二日結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幾首賀詩寄送我。我還記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圓月半天。鴛鴦三日後，渾不羨神仙。”抵製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詩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爾小蟲，胡不自量？人能伏龍，爾乃與抗！……”又記得我去訪問他的時候，談話之間，我何等驚歎他的誌操的彌堅與風度的彌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層沉著！我心中湧起種種的回想，不期地說出：“想起從前你與我同學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搖著頭微笑，後來他歎一口氣，說道：“現在何嘗不可笑呢；我總是這個我。……”他下課後，陪我去遊餘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對我說道：“我們再來無目的地漫跑？”他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夢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喚回兒時的心情，裝作歡喜讚成。然而這熱烈的興采的出現真不過片刻，過後仍舊隻有兩條為塵勞所傷的疲乏的軀乾，極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腳下的小路上。仿佛一隻久已死去而還未完全冷卻的鳥，發出一個最後的顫動。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來的一張明片；“子愷兄：楊君伯豪於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四時半逝世。特此奉聞。範育初白。”後麵又有小字附注：“初以其夫人分娩，雇一傭婦，不料此傭婦已患喉痧在身，轉輾傳染，及其子女。以致一女（九歲）一子（七歲）相繼死亡。伯豪憂傷之餘，亦罹此疾，遂致不起。痛戰！知兄與彼交好，故為縷述之。又及。”我讀了這明片，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死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塵緣的告終；但想起了在世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後來舜五也來信，告訴我伯豪的死耗，並且發起為他在餘姚教育會開追悼會，征求我的吊唁。澤民從上海回餘姚去辦伯豪的追悼會。我準擬托他帶一點挽祭的聯額去掛在伯豪的追悼會中，以結束我們的交情。但我實在不能把我的這紊亂的心緒整理為韻文或對句而作為伯豪的靈前的裝飾品，終於讓澤民空手去了。伯豪如果有靈，我想他不會責備我的不吊，也許他嫌惡這追悼會，同他學生時代的嫌惡分數與等第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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