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同時，封建社會有一條“為尊者諱”的倫理道德標準，於是皇帝或父親的惡行，或是隱而不書，或是把責任推給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檜主和投降，實際上主和的責任不全在秦檜，起決定作用的是幕後的宋高宗趙構。這在《宋史·奸臣傳》的《秦檜傳》裡，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產情形、生活情形大多隻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這是最不符合歷史的。”
毛澤東這段談話，道出了《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而推動歷史進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群眾則很少反映或被加以歪曲的基本事實，因此說“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為真；同時告誡我們，要想了解歷史，就必須好好去讀它，隻要用正確的態度分析批判並加以識別，就能“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他舉了正反兩麵的例子說明這個問題，實際上講的正是他自己讀史書的方法和角度。
基於這樣的觀點，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有個突出的特點：他不僅認真地讀那些所謂“正麵”的材料，同時也認真地讀那些“反麵”的材料。在《二十四史》中，舉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傳記，像《新唐書》《舊唐書》裡的安祿山、史思明等人的傳，《宋史》裡的《奸臣傳》（秦檜、蔡京），《明史》裡的《奸臣傳》（胡惟庸、嚴嵩）等，他都在封麵上專門標出卷、冊、姓名，有的還在名字前麵畫了圈。他說，一要看看他們的奸法和壞法，二要和其他傳記參照看，弄清楚每項歷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責任和次要的責任，不能隻信一麵之詞。
毛澤東不僅在讀《二十四史》時，“正”“反”不遺，參詳互見，而且還閱讀大量的其他史籍，包括歷史演義、筆記小說等，以充溢史聞，廣馳視野，力求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剖析史實，評論人物。毛澤東認為，有些稗野史由於不是官修的，有時倒會寫出點實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讀，《資治通鑒》要讀，稗野史、筆記小說也要讀。他還說，歷史書籍要多讀，多讀一本，就多了一份調查研究。讀得多了，又有正確的立場和觀點，進行判斷和評論，就較少失誤，這是辯證法，也是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重要的條件。
毛澤東對《二十四史》還做過如下具有代表性的評議：
像《史記》這樣的著作和後來人對它的註釋，都很嚴格、準確。
《後漢書》寫得不壞，許多篇章，勝於《前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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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高、文、景、武、昭等讀起來較有興味，東漢兩頭均無意思，隻有光武可以讀。
顏師古注《前漢書》，李賢注《後漢書》，裴鬆之注《三國誌》，就是盡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覆復。特別是顏師古，他剛才講這個字或者這一句是什麼意思，下一篇沒有隔好遠，他又重複，然後又重複，甚至重複那麼好幾遍。
李賢賢於顏師古遠甚，確然無疑。裴鬆之注三國，有極大好處，有些近於李賢，而長篇大論，搜集大量歷史資料，使讀者感到愛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此之謂歟？譬如積薪，後來居上。章太炎說，讀三國要讀裴鬆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舊唐書》比《新唐書》寫得好。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壽有傾向統一的思想，比《舊唐書》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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