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的事件曝光後，其本人以及財務省都急於掩蓋並企圖儘快收場，但日本女性團體對此迅速地展開了一係列的阻止行動。人們在這些行動中使用的種種詞彙，讓我瞠目：“父權製的壓迫”“社會性別的再生產”“自我定義”，等等。這些當初用在女性學·性別研究中的學術術語，現在已經成為日常用語了。本來，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一詞，在日語裡也並不存在。日語中的社會性別（gender）、性現象（sexuality）、性騷擾、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等單詞，全都是表示發音的片假名。為什麼？因為相應的概念，在日語裡原來不存在。
女性主義，一直在重新定義女性的經驗。比如，將“開玩笑”“鬨著玩兒”命名為“性騷擾”，將“夫妻吵架”命名為“家庭暴力”，等等。反過來，如果有人將性騷擾輕描淡述地說成“不過隻是鬨著玩兒”，如果有警察將帶著傷痕奔來求助的妻子趕回家，說什麼“兩口子吵架狗不理”，那就是在行使對男性有利的“對場景下定義”的權力。在這一點上，福田前次官將自己的性騷擾從輕說成是“話語遊戲”，也是同樣性質的行為。明明屬於侵犯女性人權的話語，福田卻稱為“與風俗店女性的話語遊戲”。本來，對女性記者不能說的話，對任何女性都應該是不能說的吧。如果在福田所稱的“風俗店”即有陪酒女郎的酒吧或提供色情服務的場所，這種話能夠被容忍，那隻能說明侵害女性人權的現象在這些地方很嚴重。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辯護：雖然侵害了女性的人權，但客人是支付了相應的報酬的？可是，必須看到，無論是否支付了報酬，人權侵害就是人權侵害，這個事實本身不容置疑。
福田的話語，到底是“話語遊戲”還是屬於被稱為“性騷擾”的人權侵害？這取決於對該場景的定義方式。如何下定義，正是權力之所在。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性騷擾的加害者堅持說“那是雙方同意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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