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結構性的社會性別不對稱的機製之下，製裁性騷擾，僅為一時止痛之計。讓人惡心的腐臭，必須從根源上清除。結構性地反複產出性騷擾的父權製體係才是諸惡之源，可推翻父權製非常困難。迄今為止，都是女性在舉控性騷擾，但性騷擾本來應該說是“男性問題”，所以，隻能由男人來解決。
直到最近，終於出現了與女性為伍的年輕男性，他們說“這是我們男人的問題”。在新宿ALTA大樓前的“#我不再沉默0428”集會中，看到年輕男性手握話筒與女性並肩而立的場景，我被感動了。與三十年前那些對女性的性騷擾舉控極儘冷嘲揶揄的男人相比，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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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他們的發言中，也有讓我憂慮之處，即“如果受害者是自己的戀人姐妹，你能容忍性騷擾嗎”之類的話語。在防止性騷擾的教育中，為了讓學員留意不要成為加害者，講師會讓他們想象“如果對方是上司的妻女呢”或者“要是自己的妻女也遇到同樣的事呢”。
大家也許會想，這種發言有什麼問題嗎？其實，問題多多。因為，這種發言的前提就是：女人的性，不僅應由男人保護，而且歸屬男人所有。“如果對方是上司的妻女”便不敢輕舉妄動，這不是在尊重女性的人權，而是畏懼其所有者“上司”的權力。如果因為“被害人是自己的戀人姐妹”而義憤填膺，那也是對沒能儘到對自己所屬物的監護責任而升起的所謂“男子漢”的憤怒。
迄今為止，女人的性被用作男人之間的交易資源。如果監護失敗，男人會感到憤怒屈辱。戰爭狀態下的性暴力，與其說是對女性的侵犯，不如說是對（被認為是）女性所屬的男性集團的侮辱。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更能激起憤怒。當男人明白自己無力保護女性的時候，他們采取的行動有三種：拋棄、奉獻和排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大陸撤回時，曾向蘇聯士兵“奉獻”女性；被美軍占領後，對為占領軍服務的慰安婦（她們後來被稱作Panpan）的做法，則是“奉獻”之後再“排斥”。美國學者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y），將這種男人稱為“保護勒索男”，指“以保護為名，強迫女性依賴自己並限製其行動的男性”。將查爾斯的這種說法介紹過來的，是佐藤文香（上野ほか編，2018）。可以這麼說，如果想象力還停留在“假如受害者是自己的妻女”的程度，那證明我們並未走出父權製的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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