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巡捕製服，顯得斯文許多，但眼神依舊銳利。聽眾是全體核心成員。
“鬆本和特高課行事詭秘，但並非毫無顧忌。租界有租界的法，工部局和公董局要維持表麵上的‘法治’和‘秩序’。”陳默打開一本厚厚的《六法全書》和幾份剪報，“他們的很多行動，尤其是針對華人機構或個人的，往往會披上‘合法’的外衣，比如經濟調查、衛生檢查、違章取締，或者利用某些華人敗類提起訴訟，通過法庭手段施壓。我們要對抗，就不能隻懂打打殺殺，還得知道他們可能玩什麼花樣，以及……我們如何反過來利用這些花樣。”
他先從最基本的開始：“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洋人享有領事裁判權或會審公廨特權，這是最大的不平等。但在涉及純華人之間的案件，或者華洋糾紛中洋人理虧時，民國的法律和租界自定的條例，仍有操作空間。比如，關於財產保全、證據規則、訴訟時效。”
他結合實例講解：“如果日本人想通過商業手段吞併或搞垮一家華人公司，他們可能會收買這家公司的合夥人或客戶，製造虛假債務，然後向會審公廨提起訴訟，申請凍結公司資產。按照程序，法院需要初步證據和擔保。如果我們提前獲悉，可以通過製造反訴（比如指控對方誣告、商業欺詐），或者提供更強有力的反擔保，拖延甚至打掉他們的凍結申請，為公司轉移資產或尋找證據爭取時間。這就叫‘以程序對抗程序’。”
阿星聽得直撓頭：“陳哥，這彎彎繞繞的，比安炸彈還複雜。”
“複雜，但有用。”陳默耐心道，“比如，我們未來如果要對日本人的某個據點（比如那家銀行）採取行動，硬闖是下策。但如果我們能設法獲取一些他們非法經營（比如洗錢、走私）的初步證據，哪怕不充分，然後以‘熱心市民’或‘利益受損方’的名義，向巡捕房或法院匿名舉報，要求‘調查’或‘保全證據’，就能在合法框架下，給那個據點製造巨大的麻煩，吸引官方注意力，幹擾他們的正常活動，甚至逼迫他們轉移贓物，露出破綻。這就是利用法律作為武器，進行騷擾和偵查。”
他特彆強調了證據的重要性：“在租界，很多事情講究證據。特高課行事隱秘，往往不留證據。但我們可以‘創造’證據，或者引導別人去‘發現’證據。比如，將一些經過處理的、指向日本人的‘可疑物品’，通過絕對安全的渠道，遺留在某個容易被巡捕或記者發現的地方。或者，利用媒體和輿論，對某些可疑現象進行‘合理質疑’，形成壓力。這些，都比直接動手更安全，效果也可能更持久。”
蘇秀雲聽得非常認真，不時提問：“陳默，如果像醫院偷取血樣那種事情，從法律上，我們該如何應對？直接揭發，恐怕打草驚蛇，而且院長那邊已經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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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法律武器更適合用來加固防禦和製造間接壓力。”陳默分析道，“可以通過匿名信，向租界衛生主管部門、醫師公會甚至國際紅十字會，舉報該醫院存在‘嚴重的醫學倫理和樣本管理漏洞’，措辭要專業，引用相關國際醫療準則和租界衛生條例，要求進行‘不通知的突擊審查’。這樣，既能從外部施壓，配合杜蘭德院長內部的調查，又能將事件上升到行業監管和國際觀瞻層麵，增大對方掩蓋的難度和成本。即使最後查無實據，也足以讓動手腳的人心驚膽戰，收斂一段時間。”
林婉兒則對利用法律漏洞進行隱蔽行動更感興趣：“陳默哥，那我們自己以後行動，怎麼才能盡量不留下法律上的把柄？比如，萬一被巡捕盯上，盤問時該怎麼應對？”
陳默笑了：“這就涉及到具體的應變和話術了。基本原則是：保持沉默的權利（在租界不完全適用，但可謹慎使用），不主動承認任何事，不提供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如果被問及與某些事件的時間地點重合，要有合情合理、且難以被立即證偽的‘不在場證明’或‘行為解釋’。平時，要注意清除個人物品上可能成為線索的標記，行動時盡量避免留下指紋等生物證據。最重要的是，無論麵對誰，哪怕是看似普通的巡捕，都要保持警惕，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已經被收買或本身就是眼線。”
這些課程，彷彿為“暗夜”成員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讓他們意識到，在與強大而隱蔽的敵人鬥爭中，除了刀槍和密碼，還有法律條文、訴訟程序、輿論風向這些看似柔軟、實則可能捆住敵人手腳的“軟武器”。
訓練是艱苦的，學習是燒腦的。但每個人都咬牙堅持著。他們知道，多學一樣技能，在未來生死攸關的時刻，就可能多一分勝算，多一條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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