鏘，“這種對他人生命權極度漠視的主觀狀態，就是典型的間接故意殺人。指控故意殺人罪，於法有據，不容狡辯。”
劉建平的臉色微微一沉，他試圖用未成年人的認知盲區來打擦邊球，卻被鐘情用最客觀的屍體檢驗數據和暴力持續時間，生生堵死了這條退路。
法庭辯論進入白熱化階段。
見在罪名定性上無法占到便宜，劉建平果斷調轉了槍口，打出了他最後、也是在這個法庭上最容易引起共鳴的一張牌——未成年人保護。
“審判長，公訴人。”劉建平深吸一口氣，語氣變得沉痛而懇切，“我們不能否認這是一起悲劇，但請法庭注意，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
“我國《刑法》及《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趙澤凱的犯罪，固然有其個人的惡劣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家庭溺愛和青春期心理失衡導致的法製觀念淡薄。”
劉建平轉頭看向合議庭的法官，聲音中帶上了一絲蠱惑人心的感染力：“監獄可以摧毀一個少年，但教育可以挽救一個靈魂。趙澤凱的家屬願意傾儘所有，對被害人家屬進行頂格的民事賠償。辯護人懇請法庭，本著挽救未成年人的立法初衷，結合其案發時剛滿十五周歲的法定從輕情節，對其予以大幅度減輕處罰，給他一個重新做人、回歸社會的機會。”
給未成年惡魔一個機會。
這套說辭，在這個世界的司法實踐中屢試不爽。多少窮凶極惡的少年犯，正是靠著這層“未成年”的護身符，在法庭上逃避了應有的嚴懲，幾年後出獄，繼續危害人間。
旁聽席上的李母聽到這番話，渾身顫抖得如風中的落葉。
她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眼淚奪眶而出。她的兒子才十四歲，連這個世界的美好都還沒來得及看清，就被殘忍地剝奪了生命。
現在，對方的律師竟然在法庭上要求法律去挽救那個殺人凶手？
整個法庭的目光，都彙聚到了公訴席上的鐘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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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們在等待著公訴人的陳詞，這也是控辯雙方關於法律理念的最核心碰撞。
鐘情緩緩站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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