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版稅送給駱賓基，而不是版權。
端木的說法更加合理，也許是駱賓基把版稅誤會成了版權。很多人對端木有惡感，所以更相信駱賓基的話，但是在駱賓基和端木發生“版權之爭”的桂林，與端木有過一段密切交往的音樂家馬思聰，於1975年給夏誌清的信中說，與端木認識以後，“我想端木的為人並不是一個存心不厚道的人”。
駱賓基處處中傷端木，不但宣揚端木對蕭紅不好，還刻意強調蕭紅對自己產生了感情，許諾病好後就嫁給自己。一方麵出於對端木把負擔轉給他的憤怒，一方麵是要坐實“端木什麼也沒有”的證據。他在《蕭紅小傳》裡有選擇性的記述對讀者也是一種欺瞞，關於骨灰的處理就有許多不實敘述。不過，1957年蕭紅墓由淺水灣遷至廣州銀河公墓，證明了蕭紅逝世後端木所做的種種努力。
1942年1月22日，蕭紅一會兒清醒一會兒迷糊，已經完全不能出聲了，她用力在紙上寫下“魯迅”“大海”幾個字。之後陷入深度昏迷，蒼白的臉色逐漸灰暗。蕭紅拚儘力氣逃亡、抗爭、追尋，結果還是滿懷遺憾地告別了她所留戀的塵世，這時，她隻有31歲。她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蒼白瘦削，早生華發。無論如何，麵對此情此景，不得不讓人落淚，張學銘，張廷樞，還有《時代批評》的同事都來了，惋惜地說：“花了很多人力物力，竟沒能救活蕭紅……”忘年交柳亞子曾親自出麵，特地請周鯨文吃茶，希望他能多資助些錢開銷蕭紅治病的費用，周鯨文表示義不容辭；史沫特來臨行前也資助了一些錢；於毅夫代表香港地下黨又籌措了一些藥費……
蕭紅臨死前還說過一句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蕭紅的一生都是在逃離，一路的奔逃，仿佛沒有家，為了求學而抗爭，為了生存而奮鬥，為了情感而掙紮，為了疾病而遭受折磨……她的一生，是悲苦的一生，就像她常在文章裡歎問：“人生何如,為什麼這麼悲涼?”“人生為了什麼,才有這樣淒涼的夜？”最最不善於也不推崇同情的我，也要為她發出一聲歎息。
女人，不該因為自己是個女人而接受不幸的命運，西蒙·波伏瓦說：“一個女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沒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經濟上的命定,能決斷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而是人類文化整體,產生出這居間於男性與無性中的‘女性’,女人是男人用確定自己存在的參照物,是一種補償性的事物,是男人的理想和神話,而唯一不是的便是她們自己。”女人不是生來就處於第二性的位置，是男人的決斷和女人的拱手相讓才使她們自己失去了主動性的權利，成為補償性的事物，蕭紅臨死都沒明白這一點，她的不幸不是因為她是個女人，而是太把自己當成男人所界定的女人。可見她的男權意識也是非常之深的，這在《生死場》中也有所體現，當鬥爭出現，能夠頂天立地、大喝一聲的還是男人。也許是蕭紅在生活中遭受的性別歧視多於常人，所以“對自己作為女性的性別標識尤其敏感”。她曾經寫道：“女人真是倒黴，即使進公園也要讓人看來看去。”看一眼又怎麼了呢？為啥林徽音、陸小曼不怕看？因為她們自信，看也是因為她們好看，而蕭紅自覺得別人看自己，是用異樣的眼光，而不是欣賞的眼光，所以蕭紅更加囿於自己的女性性別意識裡而自歎自憐。
蕭紅死後，詩人戴望舒在葉靈鳳的陪同下來到淺水灣，在她的墓前獻上了一首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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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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