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毅把書翻開擺在桌上，安安靜靜地等著。祁同偉坐得筆直，目光落在講台上，表情認真。
離上課還有幾分鐘，教室裡嗡嗡的，全是說話聲。楊成棟閒不住，湊到林景聰耳邊說：“老林，你知道高主任多大了嗎？”
“三十一歲。才三十一，就已經是博導和正處級的政法係主任了。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恢複高考才八年，他等於是一路坐火箭上來的。國內法學界像他這個年紀坐到這個位置的，一隻手數得過來。”
林景聰點了點頭。高育良這個年齡、這個級別、這個學術頭銜，放在1986年，確實是最頂尖的那一批青年人才。
“這種人，說不定哪天就調出漢東大學了，”楊成棟接著說，“到地方政府，一飛衝天也不是不可能。”
林景聰沒接話，但心裡在想同一件事。高育良現在的學術造詣肯定不低，手裡是有真材實料的。跟前世《人民的名義》裡那個老謀深算的省委副書記相比，現在的高育良還處在學者階段，身上更多是書卷氣。
正想著，教室門口走進來一個人。高育良還是那身灰色中山裝，手裡夾著一個黑色皮麵的筆記本，鼻梁上架著那副黑框眼鏡。他走到講台後麵，把筆記本放在桌上，掃視了一圈教室。底下立刻安靜下來。
“同學們，今天是國慶節前的最後一節課，也是你們進入政法係之後的第一堂專業入門課。我不講教材上的東西，教材你們自己看。今天我想跟你們聊一聊，什麼叫法製，中國的法製是怎麼一路走過來的。”
他轉身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字：法製建設與曆史傳承。
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高育良從唐代的《唐律疏議》講起，講中華法係的源流，講《唐律疏議》如何承前啟後、影響東亞，又講到明代《大明律》的體例變化，再講到清末修律、民國時期的法製轉型，最後落到1949年之後新中國的法製建設。
他引經據典，但不掉書袋，每一個朝代的法律製度都跟當時的社會結構、經濟條件聯係起來講。講到1980年以來的第二次修憲，他更是條分縷析，把憲法修改的背景、內容、意義講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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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景聰坐在後排，越聽越覺得震撼。他兩輩子加起來，也沒聽過這麼紮實的課。前世在省委工作時，他也參加過不少法學講座、政策解讀，但那些大多是應景的、片段的。
高育良不一樣，他是真正把法製史和現行法律打通了講，既有學術的深度，又有現實的關懷。
講到《唐律疏議》裡“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時候，他停了一下，說：“這句話放到今天，依然有它的道理。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條文，它背後有整個民族的文化和倫理。你們學法律，不能隻學法條，還得懂曆史，懂社會，懂人。”
教室裡安安靜靜的，隻有粉筆在黑板上劃過的聲音和高育良不疾不徐的講授。前排的女生在飛快地記筆記，後排的男生也收了平時的散漫，聽得認真。祁同偉更是筆不離手，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了好幾頁。
下課鈴響的時候，高育良剛好講完最後一個部分。他把粉筆放回粉筆盒，拍了拍手上的灰，看著底下這群十八九歲的年輕人，臉上露出一絲溫和的笑意：“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等下就放假了，我祝各位同學假期快樂。注意安全，別玩太瘋，回來還要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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