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的本意雖好，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太多失誤。一石激起千層浪，變法在統治集團內部掀起了軒然大波，遭到當時皇族、元老重臣的反對，最後隻得停止。但令人奇怪的是，當時提出取消變法的理由居然是“天災”，說是因這場變法使老天爺震怒，因而不降甘霖，使人民飽受旱災之苦。這種理由當然不足為信。之所以會有這麼荒唐的結論，都是因為一個叫鄭俠的人。
王安石像
擔任光州司法參軍的鄭俠曾被王安石提拔，心存感激，決心盡忠報國，回報王安石的知遇之恩。任滿後入京述職，王安石向他詢問在州縣所見所聞，鄭俠道：“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以及邊疆的軍事狀況，都不大妙，使在下心不能安。”王安石認為話不投機，便不再詢問。鄭俠改任為監安上門。安上門是汴京新城的城門，新城南門有三個，中有南薰門，東為宣化門，西麵的為安上門。監安上門就是守門的門官。是年大旱成災，顆粒無收，四方饑民，紛紛逃難來京城謀食，每日出入城者眾多，以緻堵塞道路。從城上看去，扶老攜幼的、肩挑手提的絡繹不絕。人人麵黃肌瘦，個個衣不蔽體。還有的披枷戴鎖，負瓦扛木，為官家服役償債。鄭俠將看到的情況請畫工畫了一幅《流民圖》送呈神宗，並上疏說：“去年大蝗，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輔佐不以道所緻。”認為這都是新法造成的。其實在那種年頭，遇上這樣的大災荒，什麼法也免不了百姓流離。不過推行新法，便把災難一股腦兒推在它身上，皇帝和官老爺們就能心安理得了。鄭俠的做法正好說明了這個問題，所以馬上被皇上接受。神宗反覆看圖，長嘆不已。特別是那篇文章寫得有情有理，實在感人。其中說：“陛下南征北戰，將士總是將戰勝的情形畫成圖獻給陛下，從來無人將百姓疾苦狀況畫成圖獻給陛下的。臣算是第一人。所繪之圖為在安上門每日常見的景象，但這隻是實情之萬一。然而，圖中的這一點點情景，已足催人淚下。陛下看圖之後，若能批準臣的請求，廢除新法，治新黨諸人之罪，十天之內，若天不降大雨，請斬臣之頭，掛在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而知青州滕甫也上書說隻要皇上廢盡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就會“民氣和，天意解”。一時間，自宮廷到朝野就形成了一股以天命、天意剿滅新法的逆流。後人看到這裡，必定會想：他怎麼有如此大的把握？即便上天有靈，他怎知十天之內必降大雨？其實他不過是用自己的腦袋與新法作賭注罷了。這一招還當真把神宗震住了，使他深受感動，徹夜不眠。第二天便命開封府發放免行錢，命三司調查新法有何不便，命司農寺打開常平倉，賑濟災民，命暫停追還青苗錢和免役錢，廢除方田法、保甲法等等，總共採取了18項措施。據說民間為此歡呼慶賀，恰巧，這一天下了一場透雨。而新法也就此泡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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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也不過是皇帝老子的一個借口而已，他要以此事平息旱災之年老百姓的不滿情緒。那種年頭，遇上這樣的大災荒，什麼法也免不了百姓流離。不過，新法成為眾矢之的，新法的推行者成了替罪羔羊，就可平安無事了。這就是變法因為“天災”而失敗的原因了。
明初“胡、藍案”真相如何
諺語雲：“敵國滅，謀臣亡。”明朝建立以後，朱元璋從鞏固自己政權的角度出發，不惜採取流血手段，大殺功臣，於洪武十三年（1380年）殺丞相胡惟庸，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殺了功臣藍玉，並涉及藍黨、胡黨，約4萬人受到牽連，這就是歷史上的“胡、藍黨案”。
據《明史》記載，從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之間，他幾乎將軍中勇武剛強之將和明初的開國功臣謀殺殆盡。其株連之廣，手段之烈，可謂亙古未有。
其實胡惟庸本沒有什麼重要功績。他是定遠人，早年曾在元朝做官。龍鳳二年（1356年），朱元璋到達和州時，他才投奔而來。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朱元璋任命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當了丞相之後，胡惟庸倚仗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為所欲為，完全不顧別人的利益，甚至連皇上他也不放在眼裡，他的這種做法，直接危及皇權的利益，這是朱元璋絕對不能允許的。朱元璋對此事早有察覺，為了削弱胡惟庸的勢力，防患於未然，便採取了一些措施。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他召李文忠與李善長共議軍國要事，將胡惟庸排斥在外。九月，又將中書省衙署內的佐理官全部調走。洪武十一年九月，又命令六部所屬諸司“奏事毋關白中書省”，從根本上切斷上中書省與六部諸司及地方官員的聯繫，使中書省成了一個空架子，同時也大大削弱了胡惟庸中書省丞相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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