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文字獄升級 —— 王肇基 “獻詩案”乾隆十七年的春天，山西太原府的巡撫衙門外，一個穿著打補丁布衣的漢子，手裡攥著一張皺巴巴的紙，在門口徘徊了半天，最後深吸一口氣，朝著守門的衙役拱了拱手：“小人王肇基，有一首詩要獻給巡撫大人，還望大人代為轉達。”
這漢子就是王肇基，太原府的一個普通平民，沒讀過多少書，靠給人抄書、打雜為生。他聽說最近乾隆帝提倡 “廣開言路”，又恰逢皇太後壽辰，便琢磨著寫首詩，既歌頌太後和皇上，又提幾句自己對朝政的看法，說不定能得到朝廷的賞識，改變自己的命運。
可王肇基沒文化，寫詩全靠 “瞎琢磨”。詩裡既有 “太後壽辰天下樂，皇上勤政萬民安” 這樣直白的頌詞，也有 “州縣官員多貪腐，百姓疾苦誰可知” 這樣的句子 —— 在他看來，這是 “實話實說”，可在別人眼裡，這就是 “大逆不道”。
山西巡撫準泰接到詩後，起初沒當回事，可越看越心驚。詩裡那句 “州縣官員多貪腐”，不就是在譏諷朝廷吏治不嚴嗎？還有幾句寫 “邊疆戰事耗錢糧”，更是在影射乾隆帝對大金川、準噶爾的用兵勞民傷財。準泰嚇得趕緊把詩封存起來，讓人把王肇基抓了起來，連夜審問。
王肇基被抓後，還一臉懵，對著準泰喊：“大人，小人是想獻詩頌聖，怎麼還抓我啊？那些話都是小人的心裡話，沒有惡意啊！”
可準泰根本不聽他解釋，按照 “隱含譏諷朝政” 的罪名，把案子上報給了京城。據《清高宗實錄》卷四百六記載，乾隆帝接到奏報後，連案卷都沒仔細看，直接批了四個字：“斬立決。”
就這樣，一個想靠獻詩改變命運的平民，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押到了太原府的刑場上。行刑那天，圍觀的百姓很多，有人替王肇基惋惜：“就寫了首破詩，怎麼就掉腦袋了？” 也有人害怕地說：“以後可不敢亂說話、亂寫字了，免得惹禍上身。”
刀光落下，王肇基的人頭滾落在地，鮮血染紅了刑場的泥土。這起看似不起眼的 “獻詩案”，卻像一顆石子，在乾隆朝的政壇上激起了巨大的漣漪 —— 它標誌著乾隆朝的文字獄，從之前的 “懲戒官員”，徹底轉向了 “管控平民”。
要知道，在乾隆初期，文字獄雖然也有，但主要針對的是官員和文人。比如乾隆六年的謝濟世案，謝濟世因為註釋《大學》時，發表了一些與官方觀點不同的看法，被人舉報 “離經叛道”。可乾隆帝最後也隻是把他革了職，發配到邊疆充軍，沒要他的命。那時的文字獄，多少還講點 “身份”，對平民基本沒什麼影響。
可到了王肇基案，一切都變了。王肇基隻是個沒讀過書的平民，既不是官員，也不是文人，就因為一首寫得亂七八糟的詩，就被判處 “斬立決”。據《飢餓的盛世》分析，這背後的原因很簡單：乾隆帝在經歷了皇後去世、大金川戰事不順後，對 “異見” 的容忍度越來越低，不僅要管住官員和文人的嘴，還要管住平民的嘴，防止有人借 “言論” 煽動民心，動搖大清的統治。
王肇基案後，乾隆帝還下了一道諭旨，要求各省督撫 “加強對民間言論的管控，凡發現有譏諷朝政、離經叛道的書籍、詩文，一律收繳銷毀；凡有此類言論者，無論身份高低，一律嚴懲不貸”。
這道諭旨一下，全國都陷入了 “文字恐慌”。百姓們不敢隨便寫詩、作文，甚至連寫家信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話說錯了，被人舉報；書商們趕緊把店裡可能 “有問題” 的書籍下架銷毀，有的甚至連《論語》《孟子》都不敢賣了；官員們更是變本加厲，為了 “邀功請賞”，到處搜捕 “有問題” 的人，不少無辜百姓因為一句玩笑話、一首打油詩，就被抓進大牢，甚至丟了性命。
有個河南的秀才，因為在日記裡寫了句 “今日天陰，似有不祥之兆”，就被人舉報 “詛咒朝廷”，最後被革去秀才功名，發配到寧古塔；還有個江蘇的商人，因為給朋友寫的信裡有 “生意難做，不如歸去”，被解讀為 “勸人反抗朝廷”，不僅自己被斬首，家人也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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