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往來，更是將這種悲劇推向了高潮。
征夫在信中無奈地寫道：“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他深知自己歸期無望，為了不耽誤妻子的青春，竟勸妻子改嫁。
妻子的回信則更加令人心碎：“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拘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
她對丈夫的勸嫁感到憤怒，同時也道出了在亂世中人們對生育的無奈和悲哀。
這首詩藝術地概括了當時社會的現實，開創了文人擬樂府詩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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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質樸的語言、真摯的情感，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難，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杜甫《兵車行》中“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等句，就被認為是從陳琳詩句“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意化而來。
可見，《飲馬長城窟行》對後世的樂府詩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一場可怕的瘟疫席卷中原大地。
這場瘟疫來勢洶洶，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許多文人雅士也未能幸免。
陳琳不幸染病，儘管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限，但曹操對他十分重視，想儘辦法為他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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