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時中箭身亡，公孫瓚以此為借口，發布《討袁紹檄文》，列舉袁紹“矯命詔恩”“割剝富室”等十大罪狀，正式開啟了冀幽之戰。
初平三年（192年），公孫瓚親率三萬大軍南下，在界橋（今河北威縣東）與袁紹軍隊展開決戰。
這是一場決定北方霸權歸屬的關鍵戰役，也是公孫瓚軍事生涯的重要轉折點。
開戰前，公孫瓚軍勢浩大，他將軍隊分為三部分：左翼、右翼各五千騎兵，中軍為一萬步兵列成方陣，而“白馬義從”作為核心精銳，部署在中軍前方。
這種陣型意在發揮騎兵的衝擊力，重現當年橫掃塞外的輝煌。
袁紹則派遣麴義率領八百“先登死士”為先鋒，配備強弩千張，自己親率大軍在後。
麴義曾長期在涼州與羌人作戰，熟悉對付騎兵的戰術。
他命令士兵伏於盾牌之下，待公孫瓚的騎兵衝到數十步之內時，突然起身發射強弩。
戰鬥的進程完全超出了公孫瓚的預料。
“白馬義從”雖然勇猛，但在密集的弩箭射擊下紛紛落馬，陣型瞬間崩潰。
麴義率軍趁勢反擊，斬殺公孫瓚麾下大將嚴綱，一路追擊至界橋。
公孫瓚的中軍方陣也被擊潰，三萬大軍全線敗退。
界橋之戰的失敗，不僅是軍事上的失利，更摧毀了公孫瓚的心理優勢。
他引以為傲的“白馬義從”損失慘重，從此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這場戰役讓天下人看到，這位“白馬將軍”並非不可戰勝。
此後，公孫瓚與袁紹在龍湊、巨馬水等地反複交戰，雖互有勝負，但戰略主動權逐漸落入袁紹手中。
界橋之戰的影響深遠：它打破了公孫瓚騎兵不可戰勝的神話，改變了北方的力量平衡；也讓公孫瓚的性格發生了微妙變化——從之前的勇猛果決，逐漸變得多疑保守。
他開始意識到，單純依靠武力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這為他後來構建易京防禦體係埋下了伏筆。
經曆界橋之敗後，公孫瓚的擴張勢頭受挫，他將戰略重心轉向鞏固幽州防禦，選擇在易縣（今河北雄縣）修建一座巨型堡壘，取名“易京”。
這座堡壘的規模令人驚歎：“為圍塹十重，於塹裡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後漢書·公孫瓚傳》）
公孫瓚構建易京的初衷，或許是為了打造一個堅不可摧的軍事基地，但隨著時間推移，這座堡壘逐漸變成了他逃避現實的象牙塔。
他將妻子兒女安置在中央高樓，規定“男子七歲以上不得入易京”，身邊隻留下侍女和姬妾，所有政務都通過繩子從樓上吊下來處理。
這種近乎偏執的防禦姿態，反映出他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
在易京期間，公孫瓚的統治日益嚴苛。
他對部下猜忌加深，甚至誅殺了許多有才能的將領。
據《三國誌》記載，公孫瓚的部將田楷、單經等人因屢立戰功而受到猜忌，最終被迫投奔袁紹；長史關靖曾勸諫他“當今群雄並起，宜廣納賢才，以圖中興”，卻被公孫瓚斥為“動搖軍心”，從此無人敢再進言。
更致命的是，公孫瓚失去了對幽州各郡縣的有效控製。
他的舊部鮮於輔、閻柔等人因不滿其誅殺劉虞的行為，聯合烏桓、鮮卑部落起兵反叛，公開投靠袁紹。
袁紹趁機派遣大將顏良、文醜率軍北上，蠶食公孫瓚的領地。
到建安三年（198年），除易京及周邊少數地區外，幽州大部分土地已落入袁紹之手。
麵對袁紹的全麵進攻，公孫瓚采取了消極防禦的策略。
他堅信“易京之固，天下莫及”，拒絕主動出擊，甚至對部下的求救置之不理。
有一次，部將張燕率軍來援，公孫瓚卻擔心其有異心，下令緊閉城門，導致張燕軍被袁紹擊潰。
這種自絕於人的做法，加速了他的敗亡。
建安四年（199年），袁紹大軍包圍易京，開始挖掘地道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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