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曆史，浩浩蕩蕩。
分分合合之間，統一的治世雖然占據了青史的大半篇幅，但割據稱雄的亂世，卻也絕不算短。是故代代更迭以後，天下行政區劃的勘定，免不了加入了一些別樣的心思。
山川形勝，固然是劃界之本，但犬牙交錯，才是禦極之術。
譬如四川的頑強抵抗，頗在蒙元入主中原的過程中，造成了一些麻煩。
是故元初之後，漢中此處關要之地，雖然風土人情皆近蜀地，但規劃上，卻被劃到陝西這邊了。這便是割其門戶，謹防做大之意。
再如江南這地方，其實也有發生過類似事情。
長江拐過九江以後，便呈南北走向。
長江以東，古稱江東，又或因坐北朝南之故，又稱江左。
這個區域，在有明以前，一直是合為一體的。
秦漢時，以錢塘江為分界，劃分吳郡、會稽郡，也就是所謂的吳會分治。
即諸葛亮所說的“東聯吳會，西通巴蜀”。
吳郡之地，又曾經以太湖分界，將太湖南邊劃為了吳興郡。
這才有了所謂的“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這種說法。
到了唐宋，這個地方就變成兩浙道或兩浙路，其中太湖吳郡稱浙西，錢塘會稽稱浙東。
但不論如何，太湖周邊，吳會之地，一直都是關係十分緊密的區劃單位。
一直到了明朝立國。
朱元璋定都南京，立南直隸。
這才北括鳳陽，又將南邊的吳郡割取，將淮南淮北，江北江南，一體合並。
在這個方案裡，最開始之時，湖州、嘉興這兩個靠近太湖的郡縣都是被割走，放到南直隸中的。（附圖，明初南直隸）
隻是割取這兩地後，浙江省實在太小，糧賦無法自足，這才將之還了回來。
所以，真要說文化上的認同，整個南直隸、浙江加起來，其實是四塊。
北邊的淮河流域，是一個小團體。
南京、揚州，以及長江附近地區，是所謂古稱丹陽郡、九江郡的一個團體。
而常州、蘇州、鬆江卻其實是和浙江的湖州、嘉興、杭州、紹興，算作一個環太湖小團體。而金華、溫等浙江其餘地方，卻又要算成是另外的零散團體了。
也正因這種地理區劃與曆史文化的錯位。
耿如杞在浙北推行新政的一個小動作，才能越過省界，如此輕易地牽動起浙、直兩地的物議沸騰。因為，與其說這是江南之地物議，倒不如說這就是吳會之地的物議更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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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陽、應天等其餘各地的官紳們，目前對浙江新政，還是冷眼旁觀的態度，卻並不打算這麼快入場表態。
（附圖，我本身是南蠻子，不太了解江淮的恩怨情仇hh。這個認知是我基於地緣、明代史料，還有曆史區劃變革推導出來的一個浙直地區的士紳網絡，大體上應該沒錯，但不知道明代和現代有多大差距。）運河之上，波光粼粼。
張岱與祁彪佳二人，順著運河乘船北上。
不幾日，便趕到了蘇州府地界。
本次江南諸社聚會的所在，正是在長洲縣，東南處的尹山湖中。
此處湖中有山，山水相依，風光明媚，最是夏季文人騷客消暑的勝地。
然而，這場江南文會，其最開始的籌辦人，卻不是張溥、吳昌時等人。
而是在長洲縣以南的吳江縣知縣，熊開元。
至於一個吳江知縣，為什麼要把大會辦到隔壁的長洲縣地界上，那就是另一樁頗有意思的官場機變了。長洲知縣張茂梧，是天啟二年進士。熊開元則是天啟五年進士。
但兩者雖有先進後進之別，做起事來卻仿佛是顛倒過來一般。
張茂梧在長洲縣清減徭役，平息訟獄，努力與民生息。
但這等做法無疑與當地士紳鬨得不甚愉快，簡直是沒事找事，自絕於士紳了。
反觀吳江知縣熊開元，雖然晚了三年方才登科，卻頗懂做人做官道理。
上任以後，對得罪人的賦役之事高高掛起。
每日做的，隻是召集士子研習舉業，傳授經義。
又或與當地的士紳名流推杯換盞，可謂是其樂融融。
尤其到了張溥、夏允彝等人回鄉以後，這吳江地界，更是平添了幾分鮮花著錦的熱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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