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慢慢地吐出來。
“警察來了，看了，說這是‘土地糾紛’，建議我們去民事法庭解決。
我告訴他們，這是刑事入侵——有人剪斷圍擋，破壞監控，組織幾百人非法占領私人財產。
他們說，‘女士，印度法律裡的刑事入侵需要有‘暴力’的成分，這些人隻是住在那裡，沒有打人，沒有砸東西，沒有放火，所以不構成刑事犯罪。’然後他們給我開了一張‘報案回執’，就走了。
那個回執上的案件編號，到現在都查不到任何進展。”
林梓明沉默了幾秒，看著那張衛星地圖，看著那些像藍色黴菌一樣沿著海岸線蔓延的棚子。
“誰在背後？”
莎克蒂抬起頭，看著他的眼睛。
“一個叫拉傑·帕蒂爾的人。本地報紙管他叫‘沃裡的國王’。他是這個區的議員，也是‘馬哈拉施特拉邦農民工福利協會’的主席，還是三家建築公司的實際控製人。他的操作模式是這樣的：
先派人占領正在開發的土地，然後以‘保護農民工權益’的名義和開發商談判。
談判的內容永遠是一樣的——他給你一個‘和解方案’，你把土地轉讓給他控製的公司，他付你一筆錢，金額不到市場價的一半。
你拒絕，他就繼續派人進來，讓占領變成既成事實。
你起訴，他的律師能把案子拖五年。你試圖強製驅逐，他的媒體朋友會在頭版寫‘開發商暴力驅逐農民工’，他的警察朋友會以‘非法暴力’的名義逮捕你的員工。”
“他這麼做過多少次？”
“公開報道裡能查到的，至少十五次。每一次的結局都一樣：開發商賣掉土地，虧本退出，拉傑·帕蒂爾或者他的關聯公司在六個月後把土地賣給另一個開發商，價格是原來的兩到三倍。差價就是他的利潤。”
“沒有人告他？”
“有人告了。一個叫阿南特·夏爾馬的開發商告了他三年，花了兩千萬盧比的律師費，最後在法院門口被人打了七槍，現在坐在輪椅上。那個案子到現在還在審。”
林梓明把目光從衛星地圖上收回來，看著莎克蒂。
“我們為什麼要出頭？我們隻占18.5％的股份，這裡的事可以讓本地的律師和項目經理去處理。”
莎克蒂看著他的眼睛，沒有說話。
她拿起那個帆布背包，拉開拉鏈，從裡麵拿出一樣東西。
那是一部手機。
但不是普通的手機。
手機的屏幕碎了，從左上角到右下角有一條長長的裂痕，像一個被閃電劈開的湖麵。
手機的背麵有一個彈孔——一個圓形的、邊緣微微焦黑的洞，剛好在手機品牌標誌的正中央。
“這是項目經理的手機，”
莎克蒂說，聲音依然很平靜，但她的手指在發抖，隻有一點點，隻有離她足夠近的人才能看到。
“他前天晚上在工地對麵的小飯館吃飯，有兩個人騎著摩托車經過，開了兩槍。第一槍打中了這部手機——他當時正把手機舉在耳邊打電話。第二槍打中了他的肩膀。他現在在私立醫院，子彈取出來了，沒有生命危險，但右臂的神經受損，醫生說可能再也無法握筆。”
她把手機遞到林梓明麵前。
“他叫維克拉姆。三十二歲。有一個懷孕七個月的妻子。”
林梓明接過那部手機，翻過來，看著背麵的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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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的口徑不大，應該是點二二或者點三二，穿透力不強但便於隱藏。
近距離射擊，騎摩托車，兩槍，打完就走。這不是恐嚇，這是警告。
第一槍打在手機上，是“我可以在你接電話的時候殺了你”。
第二槍打在肩膀上，是“我沒有殺你，但下次就不一定了”。
他把手機還給莎克蒂。
“你跟我說‘我們的公司遇到麻煩了’，是怕在短信裡說太多？”
“是。麗莎在新加坡的辦公室也被人盯上了。她上周發現有人在查他們家族辦公室的股權結構，不是散戶級別的調查，是專業的。
有四個不同的IP地址在三天內訪問了我們在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管理局的檔案頁麵，全部經過了多層代理，但其中一個在做跳轉的時候沒有覆蓋DNS查詢——我追到了源頭，是孟買的一個地址。屬於拉傑·帕蒂爾的私人辦公室。”
“另外兩個股東什麼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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