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此詩以周公和王莽為例，暗示王莽在篡漢之前的謙恭不過是偽裝，一旦大權在握，便露出了真麵目，進一步強化了王莽的奸臣形象。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思想的解放，近代以來，一些史學家開始重新審視王莽，對他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胡適先生率先站出來為王莽平反，他稱讚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對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和廢奴三大政策給予了高度評價。在胡適看來，王莽的這些政策具有前瞻性和進步性，體現了對社會公平和民生的關注，與現代社會主義的理念有著某種契合之處。我國近代曆史學家、國學大師呂思勉也認為，以漢朝為出發點，將王莽的優點全部用一個“偽”字掩蓋的曆史評價有失公允。他指出，王莽本身博學多才，禮賢下士，孝敬母親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卻對人越謙虛，且自己與家人的生活始終接近清貧。從這些行為來看，很難將王莽簡單地定義為一個作偽之人。呂思勉還認為，王莽改製是中國文化的一次重大轉變，他的行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從先秦以來仁人誌士的公意，無論成敗，都不應僅僅歸咎於王莽一人。
此外，還有一些史學家認為王莽是一位有膽識的改革家。翦伯讚先生在《中國史綱》中指出，王莽改製“要將當時矛盾百出的社會經濟製度加以改良”，肯定了王莽改革的動機和意圖。何茲全先生則認為，王莽是個改良主義者，他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照顧了一般人民的利益，比起當時黑暗的統治者，王莽是比較進步的。這些觀點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王莽的複雜性和多麵性，使我們對王莽有了更全麵、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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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近代也有不少史學家對王莽持否定態度。錢穆先生說：“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他認為王莽的改革過於理想化，脫離了實際，缺乏對現實政治和社會的深刻理解。李鼎芳先生則認為，王莽是一個政治投機家，他以改良主義、複古主義作掩護，進行政治投機勾當，其改製是想把曆史拉回頭的複古行徑。李晴、張誌哲等人將王莽改製的內容概括為四種情況：無關國計民生，毫無實際意義的；倒行逆施，違反曆史規律的；實際辦不到、行不通的；與民爭利、奪民生計的。他們據此認為，王莽根本不是一個有膽識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和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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