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南方正處於曆史上最強勢的時期。新上任的總統對南方持溫和態度，聯邦軍隊中的高級軍官有三分之二以上來自南方，最高法院中南方籍大法官也占多數，正因如此，聯邦政府才在這一年通過了《逃奴追緝法》，並且讓美國的兩塊新領土自行投票決定是否允許奴隸製，這實際上為奴隸製的擴張留下了空間。
而在這些政客這裡，奴隸製的廢除除了是一個道德問題以外，就更加是一個經濟問題，米哈伊爾聽到南方奴隸主議員聲明道，為了維護富人和有產階級的權勢、財富和良好的社會治安，有效地管製龐大的黑奴人口，奴隸製是唯一可行的措施。
針對北方州對奴隸製的抨擊，南方奴隸主聲稱，黑奴終身受雇，待遇良好，既無失業的困難，亦無老病之憂，而北方州實行的自由雇傭製，實質上隻是一種殘忍赤裸、滅絕人性的工資奴隸製。
接著北方州議員控訴南方奴隸主喪儘天良，把黑奴當牲畜一樣拍賣，南方州則斥責北方資本家唯利是圖，迫使童工為微薄的工薪每天工作十四小時，工傷疾病時一腳踢開……
真要說的話，米哈伊爾覺得兩邊議員的話聽起來都有點道理，畢竟北方州的屁股也不乾淨，很多東西都是赤裸裸的現實。
事實上，在後世美國就有一位叫做福格爾的經濟學家通過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種或許並不準確的視角，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美國內戰之前，美國奴隸製農業比北方家庭農場的生產效率高出百分之三十五，南方黑人奴隸的生活和保障也要比同一時期的北方更好……
最終摧毀美國南方奴隸製的力量，或許並不是自由市場的效率原則，而是體現道義力量的政治革命。當然，他的結論隻是提供了一個額外的視角，並不一定準確，他並非為奴隸製洗白，畢競就總體而言，南方的經濟屬於特定時期的特殊情況，一旦曆史再次往前邁進，奴隸製遲早會成為美國社會繼續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
他更多的還是強調，南方是一個高效率、但是不道德的經濟製度，可是如果高唱“道德高調”的正確將其摧毀，卻沒有妥當的善後安排和救濟措施，那麼“道德正確”並不會給解放者帶來麵包。美國內戰之後南方經濟凋敝，被解放的黑奴的處境也有些淒慘。
放在後世，就是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是搞個什麼這主義哪主義就能富起來的，讓一個小國變紅或者變藍就能輕鬆富起來了？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經濟學家福格爾在獲得諾貝爾獎後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有效率的進程同時又是道德的，那麼這便是一個美好的世界；但我並不認為19和20世紀的世界是這樣一個世界。”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任何一個國家的高速發展和高效率的背後，其背後往往存在著大量的不道德和不忍言之事，這些事情有些是無可奈何，有些卻是實實在在的惡，但來到新時代的大部分人，他們卻往往很容易忘記這些東西。
那麼誰會將這些不道德和不忍言之事記下來呢？
這些東西應該被記下來嗎？這些曆史遺留問題應該追責嗎？
而人們為了當下和未來可以忘記、批判乃至否認過去嗎？
人們又該如何向前？當下和未來是否又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這些問題同樣是非常複雜的問題。
人類的曆史總是令人感到如此的苦澀。
或許哪一天人類能夠找到既有效率又是道德的的前行方式，人類才能真正迎來光輝燦爛的未來吧。米哈伊爾看著眾議院、參議院的那些政治精英就奴隸製問題唇槍舌戰，他一時之間也是有些感慨萬千。而在見到了這些並觀察記錄了很多東西之後，米哈伊爾便不準備在華盛頓過多逗留，轉而就向查爾斯·索姆奈提出告辭。
儘管查爾斯·索姆奈這些天從跟米哈伊爾的對談中聽到了很多新穎的觀點並從中得到了不小的啟發，因此在米哈伊爾要走時極力挽留，但米哈伊爾確實已經規劃好了時間和行程，於是隻能是拒絕了這位議員的好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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