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溝通對於四到六世紀的草詔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他們必須用高超文學技藝在藝術規範與政治意圖中尋找平衡，在威嚴與美辭間建立了穩定的聯係，通過對語言元素做最大限度的運轉安排，擇取恰如其分的敘事策略，準確完成並不單一（很多情況下是複雜的）的表達意圖，再現，或者說重塑一種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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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具體可查的“文章經國”的案例。
文學研究者當具區別於史學研究者的獨特技藝，主要著眼點不應在“寫什麼”，而應在“怎麼寫”。文學研究者當進行“重返現場式”的閱讀，不僅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個中古中國的讀者，同時還要以作者的身份去思考下筆的其他可能性，從而判斷草詔者為什麼“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曾國藩言詔文“宜吞吐”（《曾國藩日記》），岑仲勉謂駢體製詔“易得含糊”（《隋唐史》），文學研究者的任務是把這些“吞吐”和“含糊”說得清楚些。
什麼繁縟、抒情、駢散、比擬這些文學要素簡單羅列組成的有知識、無思想的介紹性論述實在益處不大。至於外圍研究當然不會過時，但此是史家故物，非文學研究者所應專擅；文獻研究依然重要，但在詔令領域，很難成為未來發展之希望所在。而更有可能“盤活全局”的研究範式是——以細讀的方式，基於鮮明的問題導向，尋繹權力話語的文學表達與運作機製，探求詔令書寫的實踐策略與深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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