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國助的心目中，這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晚宴。
他認為，隻要能用土豆成功抓住這千餘人的胃，
就算是為將來的永明城邦解決了糧食供應和人口增長的問題。
如今這千餘人，將來即使不能全部成為永明城邦的權貴階層，也一定會是各行各業的奠基者。
所以隻要這千餘人喜歡上了土豆，就一定能靠他們的力量，在將來的永明城邦中大力推廣土豆。
現代史學界有一個普遍使用的概念，叫做“17世紀普遍危機”。
它指的是，1600～1700年間，在亞歐大陸上發生的一係列災難性的社會現象。
這些現象包括經濟崩潰、政治動亂、社會瓦解、朝代更替等等。
“17世紀普遍危機”的主要時間範圍是1610～1690年間。
其中比較重要的事件包括：
1598～1613年間，俄國的大動亂年代；
1616～1683年間，中國的明清易代；
1618～1648年間，德意誌地區的三十年戰爭；
1635～1659年間，法西戰爭，是法國對三十年戰爭的目標的延續；
1642～1651年間，英國內戰；
1648～1653年間，法國的投石黨運動；
1683年，維也納之圍的失敗，標誌著歐洲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開啟了大反攻。
這些事件在時間上的高度重合，也是史學界提出“17世紀普遍危機”的重要原因。
導致這場普遍危機的一個公認的重要原因，是發生在最近的一次小冰河期。
異常寒冷的氣候引發的乾旱、饑荒、瘟疫等災難，是眾多社會動亂的重要誘因。
然而這一小冰期是從1550年開始，斷斷續續持續到了1851年。
為什麼“普遍危機”沒有發生在16世紀下半葉，也沒有發生在18、19世紀，
而偏偏就發生在了17世紀呢？
在李國助看來，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方麵，17世紀是這次小冰期的高峰階段；
另一方麵，是土豆、玉米、番薯等美洲高產作物，在17世紀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推廣。
相比之下，進入18世紀以後，土豆和番薯分別在歐洲和中國得到了大力推廣。
再加上小冰期也在這個世紀逐漸趨於緩和。
所以儘管還處在小冰期之中，但18世紀以後的世界，卻在漸漸地告別饑荒，
甚至還出現了人口爆發式增長的現象。
很顯然，如果在17世紀，土豆、番薯、玉米等美洲高產作物就能得到大力推廣的話，
或許不能讓人口出現18世紀那樣的爆發式增長，但至少可以杜絕普遍危機的出現。
不過在李國助看來，在17世紀的南海邊地推廣番薯，是真的不如推廣土豆的。
從溫度適應性的角度來看，
土豆是一種喜冷涼的作物，正適合南海邊地這種溫帶季風氣候。
而番薯則是一種喜溫作物，更適合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推廣。
從水分適應性的角度來看，
土豆和番薯都是比較耐旱的。
南海邊地的年降水量為600至900毫米，位於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的東南側，是適合農耕的地區。
儘管在處於小冰期高峰的17世紀，南海邊地肯定比現代更冷更乾旱一點，
但年降水量肯定不會低於400毫米，肯定能滿足土豆生長發育的水分需求。
另一方麵，土豆不耐澇，如果土壤積水，會導致塊莖缺氧，引發腐爛等問題。
而南海邊地的降水量哪怕是在高峰時期，也不至於令其疏鬆的黑土地達到積水的程度。
從烹調適配性的角度來看，
土豆顯然比番薯更百搭，能與更多其它食物搭配，製成多種菜肴。
從營養保健性的角度來看，
土豆和番薯都含有豐富的營養成分，
但總的來看，土豆中的碳水化合物和糖的含量比番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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