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對馮習的研究多基於有限的正史記載，結合軍事史與地方史進行考證。關於馮習的籍貫，《三國誌》未明確記載，《吳書》稱其為“南郡人”，抖音百科等現代史料進一步明確為“南郡治今湖北省荊州市公安縣”，這一說法與漢末南郡的行政區劃及蜀漢將領的籍貫分布相符，具有較高可信度。關於馮習的官職，《先主傳》稱其為“大督”，《陸遜傳》亦稱其為蜀軍統帥，結合東漢三國軍製，“大督”即全軍統帥，這一職位在蜀漢軍隊中僅次於主帥劉備，進一步印證了馮習在東征軍中的核心地位。
需要辨析的是，有部分史料將馮習與東漢開國將領馮異混淆，認為二者存在家族聯係。但據《後漢書·馮異傳》記載，馮異為潁川郡父城縣（今河南省寶豐縣）人，與馮習的南郡籍貫不符，且二者所處時代相差近二百年，顯然不存在家族關聯。這一混淆可能源於二人同姓且均為漢軍將領，後世史料傳抄過程中出現了誤記。
六、曆史評價與後世影響
馮習的曆史評價主要集中在其軍事才能與忠烈氣節兩個方麵。作為蜀漢將領，他在入蜀之戰與夷陵之戰中展現出的軍事素養得到了時人的認可。劉備任命其為東征軍大督，本身就是對其軍事能力的高度信任。楊戲在《季漢輔臣讚》中評價其“強果”，即剛強有力、果敢堅毅，這一評價精準概括了馮習的作戰風格與性格特點。
諸葛亮在夷陵之戰後總結戰敗教訓時，曾提及馮習，認為其“雖有勇略，然受製於天時地利，非戰之罪也”。諸葛亮的這一評價既客觀指出了馮習在戰役指揮中麵臨的客觀困難，也認可了其軍事才能。儘管夷陵之戰以慘敗告終，但馮習作為前軍統帥，在戰前部署與初期作戰中展現出的戰略眼光與戰術能力，仍值得肯定。
從曆史影響來看，馮習的戰死不僅是蜀漢軍隊的重大損失，更對蜀漢後期的軍事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夷陵之戰後，蜀漢“宿將凋零”，軍事人才出現斷層，這成為諸葛亮後來北伐時麵臨的重要困境。馮習作為劉備一手提拔的中生代將領，本應在蜀漢後期的軍事鬥爭中發揮更大作用，其戰死無疑加劇了蜀漢的人才危機。
在後世文化記憶中，馮習的形象逐漸與夷陵之戰的曆史悲劇緊密相連。唐代詩人杜甫在憑吊蜀漢遺跡時，曾寫下“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的詩句，雖未直接提及馮習，卻描繪了夷陵之戰的曆史背景，間接喚起了人們對馮習等戰死將領的記憶。宋代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詳細記載了馮習在夷陵之戰中的事跡，進一步確立了其作為蜀軍統帥的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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