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兩個有護士資格證的兼職，每天在網吧巡邏，專門盯著那些臉色發白的年輕人。小周也被他送去參加了安全管理培訓，回來後戴著紅袖章，比小區保安還認真。
重新開業那天，常書在門口掛了個大橫幅：“健康上網，拒絕通宵——老板親身示範，每天隻玩兩小時”。賣烤腸的王嬸打趣他：“常老板，不搞房地產了？”我笑著遞過去一瓶水：“房地產哪有你們重要？以前我總想著掙大錢，忘了這網吧裡藏著多少人的青春。要是連安全都保證不了，掙再多錢也睡不踏實。”
那天晚上，我坐在曾經的32號機前，登錄了死者的遊戲賬號，給那個空蕩蕩的好友列表發了條消息：“以後沒人跟你搶五殺了，你可得在那邊好好休息啊。”屏幕上的遊戲角色站在陽光下，背後是一群嬉笑打鬨的隊友，鍵盤敲擊聲依舊熱鬨，卻比以前多了幾分安穩。我突然明白，所謂生意，從來都不是隻關乎利益，更關乎那些看不見的責任——就像我當年開網吧時，承諾給縣城青年一個安全快樂的去處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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