係，梁師都的國家逐漸衰弱，前來投降的人接連不斷。梁師都的名將李正寶等人謀劃逮捕梁師都，事情泄露，李正寶等人逃奔唐朝，從此梁師都上下更加互相猜疑。劉旻等人知道梁師都的勢力可以攻取，就上表請求出兵。太宗派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率軍攻打梁師都，又派遣劉旻等人占據朔方東城逼近他。梁師都率領突厥軍隊來到城下，劉蘭成收起旗幟、停止擊鼓，拒不出戰。梁師都在夜晚逃走，劉蘭成率軍追擊，擊敗了他。突厥出動大軍救援梁師都，柴紹等人在距離朔方數十裡的地方與突厥軍隊相遇，奮力出擊，大敗突厥軍隊，於是包圍了朔方。突厥軍隊不敢再救援，朔方城內的糧食耗儘。壬寅日，梁師都的堂弟梁洛仁殺死梁師都，獻城投降，太宗將朔方地區改為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孫認為南朝梁、陳的音樂大多帶有吳、楚地區的風格，北朝周、齊的音樂大多帶有胡族、夷族的風格，於是他斟酌南北音樂的特點，參考古代的樂律，創作了《唐雅樂》，共有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下詔命令協律郎張文收與祖孝孫共同修訂。六月乙酉日，祖孝孫等人上奏呈上新樂。太宗說：“禮樂是聖人根據情感來設立教化的工具，國家治理的興衰，難道是由禮樂決定的嗎？”禦史大夫杜淹說：“北齊將要滅亡時，創作了《伴侶曲》；陳朝將要滅亡時，創作了《玉樹後庭花》，這些音樂的聲調充滿哀思，路上的行人聽到後都悲傷哭泣，怎麼能說國家治理的興衰與音樂無關呢！”太宗說：“不是這樣的。音樂能夠感動人，所以快樂的人聽到後會更快樂，憂愁的人聽到後會更悲傷，悲傷和快樂都源於人的內心，不是由音樂引起的。將要滅亡的政權，百姓必然愁苦，所以聽到音樂就會感到悲傷。如今這兩首曲子都還存在，我為你演奏它們，你難道會感到悲傷嗎？”右丞魏征說：“古人說‘禮啊禮啊，難道隻是指玉帛嗎！樂啊樂啊，難道隻是指鐘鼓嗎！’音樂的真諦確實在於人心和睦，而不在於聲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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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司馬光說：“我聽說古代的巧匠垂能夠用眼睛測量方圓，用心衡量曲直，卻不能把這種本領教給別人，他用來教人的，必定是圓規和直尺。聖人不費力就能符合正道，不用思考就能有所收獲，卻不能把這種智慧傳授給別人，他用來傳授給別人的，必定是禮樂。禮是聖人所遵循的準則；樂是聖人所喜愛的東西。聖人遵循中正之道，喜愛和平之音，又希望與天下人共享，流傳百世，於是創作了禮樂。因此，工匠拿著垂的圓規和直尺來製作器物，這也是垂的功勞；君主拿著五帝、三王的禮樂來治理天下，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國之道。五帝、三王離開世間已經很久了，後代的人看到他們的禮，就知道他們所遵循的準則；聽到他們的樂，就知道他們所喜愛的東西，清楚得就像他們還活在世間一樣。這難道不是禮樂的功勞嗎？禮樂有本質、有形式：中和之道是本質；禮儀和聲音是形式；二者不可偏廢。古代的君主堅守禮樂的本質，一刻也不離開內心；踐行禮樂的形式，一刻也不遠離自身。禮樂從家庭興起，在朝廷彰顯，普及到鄉裡鄰裡，延伸到諸侯各國，流傳到天下四海，從祭祀、軍旅到飲食、起居，沒有不在禮樂之中的；這樣經過數十年、數百年，然後治理教化才能遍及天下，鳳凰才會前來朝見。如果沒有本質而隻有形式，一天踐行而百日舍棄，想要用這樣的禮樂來移風易俗，確實是很困難的。因此，漢武帝設置協律都尉，歌唱上天的祥瑞，音樂不是不美妙，但最終還是免不了頒布哀痛的詔書。王莽設立羲和官，考核樂律，不是不精密，但最終還是不能挽救漸台的災禍。晉武帝製定笛尺，調整金石樂器的音調，不是不詳儘，但最終還是不能阻止平陽的災難。梁武帝設立四種樂器，調整八音，不是不細致，但最終還是不能避免台城的恥辱。既然這樣，那麼韶、夏、濩、武等古代的音樂都還存在於世間，如果君主的德行不足以匹配這些音樂，就連一個人都不能感化，更何況天下人呢！這就像拿著垂的圓規和直尺卻沒有工匠和材料，坐著等待器物製成，最終是不可能實現的。更何況北齊、陳朝的君主荒淫昏庸，他們的亡國之音，隻是在朝廷上臨時演奏，怎麼能改變一代人的哀樂呢！而太宗卻急忙說國家治理的興衰與音樂無關，為什麼發言如此輕率，並且這樣果斷地否定聖人的主張呢？
禮不僅僅是指禮儀形式，但沒有禮儀形式，禮就無法踐行。樂不僅僅是指聲音，但沒有聲音，樂就無法展現。就像山，取出其中的一土一石不能稱之為山，但是如果把土石都去掉，山又在哪裡呢！所以說：“沒有本質就無法確立，沒有形式就無法踐行。”怎麼能因為北齊、陳朝的音樂在今世沒有應驗，就說音樂對國家的治亂沒有益處，這與看到一塊拳頭大的石頭就輕視泰山有什麼區別呢！如果真像太宗所說的那樣，那麼五帝、三王創作音樂都是虛妄的了。”君子對於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會存而不論。”真是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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