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用班昭，非因私恩，乃因國事所需。”這番話不僅保住了班昭的地位，更在無形中提升了女性在朝堂的話語權。
永初七年（公元113年），班昭的兒子曹成出任陳留太守，臨行前請求母親撰寫家訓。望著即將遠行的兒子，班昭想起自己一生的經曆，又看到當時社會風氣漸趨浮華，女子不知禮法的現象日益增多，便決定撰寫一部規範女子行為的著作，這便是後來影響中國女性數千年的《女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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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陽的冬日暖陽中，班昭坐在窗前開始撰寫。她沒有采用說教的口吻，而是以母親對女兒的口吻，結合自己的人生經驗，闡述女子應遵循的道德規範。書中提出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德，並非簡單地束縛女性，而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為女性提供的一種生存智慧。
《女誡》完成後，首先在班家內部流傳，很快便被鄧太後得知。太後讀後深受感動，下令將其列為後宮女子的必修教材，並推廣到全國。一時間，《女誡》成為東漢社會家喻戶曉的典籍，許多家庭將其作為女兒出嫁前的啟蒙讀物。班昭沒想到，這部本意教導自家女兒的家訓，竟會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
隨著《女誡》的廣泛傳播，班昭的名聲也達到了頂峰。當時的學者們尊稱她為“曹大家（gu）”（因班昭嫁與曹世叔為妻），許多名士都登門求教，就連著名學者馬融也親自到班昭家中，請求講解《漢書》。每當有學子來訪，班昭總是耐心解答，她常說：“學問如江海，無人能儘窺其源，唯有互相切磋，方能精進。”
然而，《女誡》也引發了一些爭議。有年輕女子認為書中的規範過於嚴苛，束縛了女性的自由。班昭得知後，並未生氣，而是在一次講學中解釋道：“我著《女誡》，非為禁錮女子，實因女子在世間行走，更需智慧自保。如《詩經》所言‘淑慎其身’，並非懦弱，乃是智慧。”她的解釋讓許多人茅塞頓開，也讓《女誡》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班昭已年過七十，身體日漸衰弱，但她仍堅持整理《漢書》的注本。當時《漢書》雖已成書，但文辭古奧，許多內容難以理解，班昭便與馬融等學者合作，為《漢書》作注，讓這部史學巨著更加通俗易懂。她的注本旁征博引，考據嚴謹，成為後世研究《漢書》的重要參考。
晚年的班昭常常思念遠行的兄長班超。當年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為東漢王朝開拓了廣袤的疆域，卻因年老思鄉，多次上書請求歸國未獲批準。班昭得知後，親自給漢和帝上書，言辭懇切地寫道：“超年七十，衰老被病，頭發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儘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之齒終矣……”這封上書情真意切，和帝讀後深受感動，當即下詔召回班超。當班超終於回到洛陽時，兄妹相見，恍如隔世，班昭握著兄長枯瘦的手，淚水潸然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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