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初定，百廢待興。
洛陽朝會定下的方略，如同精密的齒輪，開始高效運轉。
諸葛亮以尚書令兼領揚州牧的身份，雖仍需坐鎮中樞統籌全局，但對江東事務給予了最高優先。
一道道蓋著尚書台大印的政令從中書省發出，通過四通八達的驛站係統，由快馬日夜兼程傳向江東。
與此同時，蔣琬作為揚州別駕，持節而行，他並未擺出勝利者的浩蕩儀仗，而是輕車簡從，但隨行的除了精乾的行政屬員外，還有一支由北軍精銳和熟悉吳地情況的原荊州吏員混編的隊伍，以及數輛裝載著賬簿、律令文書和首批賑濟錢糧的馬車。
他的使命明確而艱巨：
“安民”為先，穩中求進。
建業城內，昔日的吳侯宮闕被暫時封存，象征著舊時代的終結。
蔣琬選擇了原丹陽郡守府作為臨時治所，此舉既顯尊重，也避免了刺激當地民眾的觀感。
他抵達後的第一件事，並非召集官員訓話，而是命人連夜撰寫並張貼安民告示。
告示以朝廷名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宣布了三項緊要措施：
其一，減免江東各郡當年賦稅三成，以紓民困；
其二，大赦令，除謀逆、殺人等十惡重罪外，既往不咎，允許流亡者返鄉；
其三，即日起於建業及周邊受災較重郡縣開設粥棚，開倉放糧，賑濟因戰亂影響而衣食無著的百姓。
告示一出，原本惶惶的人心，如同久旱逢甘霖，頓時安定了大半。
緊接著，蔣琬展現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
他並未急於撤換所有原江東官吏，而是首先以禮召見、親自宴請了以張昭族侄、顧雍胞弟、陸遜堂兄等為代表的江東本土士紳頭麵人物。
席間，他言辭懇切，充分肯定了江東士族在維護地方穩定中的作用，承諾朝廷將依法保護其合法田產、商鋪，絕不肆意侵奪。
更令人心動的是，他明確表示，州郡各級佐吏職位，將優先向通曉律令、熟悉民情的江東才俊開放，歡迎他們踴躍舉薦或自薦，共同參與家鄉的重建與新朝的治理。
這番“低姿態”的安撫與拉攏，如同溫潤的春雨，極大地消解了江東士紳階層的疑慮和潛在的抵觸情緒，許多人開始轉變態度，從觀望變為試探性的合作。
然而，真正的硬骨頭在於軍隊的整編和地方盤根錯節的豪強勢力。
黃忠奉命留下的兩萬北廷水陸精銳，與樞密院、兵部聯合派出的整編使團密切配合，在建業、京口、柴桑等主要軍營設立了甄別點，開始對原江東近十幾萬軍隊進行大規模、細致的篩查整編。
這一過程遠非一帆風順，充滿了明爭暗鬥。
尤其是一些原屬淮泗集團的驕兵悍將，特別是程普、韓當等老將軍的舊部，對打散編製、由北人統帶極為抵觸。
在丹陽郡的一處營地，甚至爆發了數百人的武裝嘩變，亂兵鼓噪，聲稱不受北人管轄。
麵對挑釁，整編使團與北廷駐軍反應迅速而果斷。
在反複勸降無效後，領軍校尉依據“戰時條令”，調集優勢兵力，以弓弩和小型“震天雷”強行鎮壓，當場格殺負隅頑抗的為首軍官十餘人，其餘參與者皆被繳械囚禁。
事後，蔣琬與整編使聯合發布公告，詳細列明嘩變首惡之罪狀，重申“順者厚賞，逆者嚴懲”的原則。
同時，對大部分安靜接受整編的江東士卒，則立即兌現承諾：
願歸農者，發放足額銅錢、布帛作為資遣費，並提供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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