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行業全都轉移到了寨城內——因為寨城在法理上主權屬於中國，香港法律在此無效。於是寨城成為了罪惡問題的集中地，而香港其他地區則被視為“法製和秩序的代表”。這不是管不了，是把臟東西集中到一個“法理盲區”裡，讓“香港”這個牌子看起來還是乾淨的。
雷洛模式更是把警黑合作治理推到了極致。他為每個黑幫劃定地盤，規定其經營範圍——“A黑幫在指定區域開設賭場，該區域的其他黑幫不得再經營賭場，隻能從事其他業務”。作為回報，黑幫的賭場收入一部分上交給警局。這套模式的結果是什麼？據當時官方的說法，“香港的社會治安得到顯著改善。商業衝突減少，暴力事件也隨之減少。”港英要的不是“無黑社會”，是“有秩序地收租的黑社會”。呂樂這個“五億探長”本質上是港英在華人社區的治理承包商——他用黑社會來維持華人區的秩序，讓港英政府可以安心地從香港汲取財富。
港英的“不投資”哲學更是這條鏈條的頂層設計。1970年代的港英政府“隻限於供基建和基本民生設施，即所謂‘社會分攤資本’”，但凡涉及到產業規劃、改善勞資生產關係等環節，“往往是拒諸千裡或決而不行”。為什麼？因為香港是“借來的地方與時間，不願作長遠投資”。
港英從來沒把香港當成自家地方來建設。他們做的是：土地批租賺快錢，維持低稅率吸引資本，不投資教育——直到1971年才實施免費小學教育，1978年才推廣九年義務教育；1981年香港受過大學教育的比例僅為百分之二點七，而同時期英國已達到百分之十五。不投資醫療——十九世紀末政府醫院病床僅一百三十四張，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華人入院比率極低。不投資社會保障——香港沒有最低工資和有薪產假。用《山頂區保留條例》把最好的地方留給洋人。
這樣一個提取型殖民地的社會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公共產品嚴重短缺——教育、醫療、住房、社保，所有這些本該由政府提供的東西，港英都不願意投資。
短缺意味著這些領域全都被黑社會填補了——沒有正規的民間借貸？社團的高利貸來了；沒有完善的基層醫療？社團的“地下醫生”來了；沒有足夠的學校學位？社團的“讚助學位”來了；沒有社會保障？社團的“互助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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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隻是一層veneer。表麵的法律體係是有的，但執行法律的警隊本身就是黑社會的最高層。這意味著法律對普通人來說是雙重的——你守法，黑社會來收你；你違法，警隊來收你。法律不再是保護者，而是另一個收費員。
社會上升通道被係統性堵塞。華人長期不能享有平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立法局在1880年才有第一個華人議員，且隻是“政治擺設”。一個華人青年，無論多麼優秀，他的天花板就是“給洋人打工”或者“給自己當老板但永遠在政府眼裡是二等公民”。那他乾嘛不去混社團？社團至少給他一個“話事人”的幻覺。
站在那些小富之家的角度來看，不如直接投靠社團。因為法律不保護你，政府不投資你的行業，港英隻做基建不做產業扶持，你不投靠社團，就有“皇帝”來收割你；你投靠了社團，至少你的“被收割”是有序的、可預期的。一個理性的人，在一個非理性的係統裡，隻能做出“理性地屈服”的選擇。
七十年代的香港，GDP在漲，摩天大樓在起，股市在飆升。但光環底下：一個工廠主，既要給“皇帝”交保護費，又要給警察交規費；一個學生仔，要麼加入社團當耗材，要麼被社團當肥羊；一個小富豪，要麼主動投靠龍頭換護身符，要麼被動被“皇帝”收割；一個普通市民，每天的生活都在給這個黑金係統“進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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