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章武十七年夏，在止兵休整國策下，新複的益州大地漸顯生機。成都平原稼穡遍野，都江堰水渠經整修後複湧清流，市廛漸複舊觀。漢軍經過整編休憩，士氣飽滿，甲胄鮮明。然在一片複蘇景象中，潛流暗湧。北疆，晉荊州都督羊祜、隴右都督杜預所部厲兵秣馬，烽燧嚴備；東南，吳鎮軍大將軍陸抗大軍仍屯駐西陵，舟師巡弋江陵，虎視眈眈。蜀漢雖據有益州，然北有強晉，東臨巨吳，仍處四戰之地。當此之時是滿足於“據有益州”，與吳、晉形成新的“三足鼎立”之局，暫求偏安？還是秉持“北定中原，興複漢室”的終極理想，待機而動？這一根本性的戰略定位問題，關乎國策走向、資源分配與外交方略，在永昌與成都的朝堂之上，引發了深層次的激烈辯論。劃江而治作為一個現實而誘人的選項，被悄然提及，其背後是理想與現實的激烈碰撞。
成都舊宮修繕未畢，皇帝劉禪於偏殿召集重臣議事。與會者除衛將軍諸葛瞻、大將軍薑維、安南將軍霍弋、秘書令郤正、大司農張質等核心班底外，尚有新近自永昌抵達、熟悉東南事務的靖海將軍陳舟，及以李歆為代表的部分益州歸附士人。氣氛看似平和，然議題沉重。
光祿大夫譙周持笏率先發言，語氣懇切：“陛下！今我大漢克複舊都，益州重光，此乃上天庇佑。然，連年征戰，士卒疲敝，百姓渴安。觀天下之勢，晉據中原，帶甲百萬，吳有江東，舟楫千裡。我今雖得蜀地，然戶口不及晉吳十一，府庫空虛。當此之時，莫若效仿漢光武據河內故事，先固根本。巴山蜀水，天險可恃。可遣使通好東吳，重申盟約，共抗強晉。我則閉關息民，獎勵耕戰，待天下有變，再圖進取。此‘劃江而治’，保境安民之策，實為老成謀國之道也。”其言代表了朝中日益強大的保守思潮，渴望安定，對北伐中原信心不足。
然而，此言一出，大將軍薑維勃然變色，出列抗聲道：“譙大夫此言差矣！劃江而治是何言也！昔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武侯六出祁山，誌在混一宇內，光複舊物。今陛下神武，將士用命，方得重返故都，豈可效劉璋坐守之愚，畫地自限？晉室篡逆，天下共憤，我握中興之柄，正宜蓄銳振威，北出秦川，以討國賊！若苟安一隅，縱能暫保數年，然坐視晉寇消化北方，吳人經營東南，待其勢大，則蜀地必為魚肉矣！維雖老邁，願為前驅，死而後已！”其聲若洪鐘，充滿了不滅的北伐之誌與深刻的危機感。
安南將軍霍弋亦附和道：“大將軍所言極是！吳人反複，不可恃以為盟。昔年襲我荊州之痛，猶在眼前。今我據長江上遊，正可造樓船，練水軍，他日順流而下，收取荊州，乃天然之勢。豈可自縛手腳，與虎謀皮？”
雙方爭執不下，李歆等益州士人則傾向譙周之議，言蜀中疲敝，需與民休息；陳舟則從水軍角度認為，與吳維持表麵和睦利於爭取時間打造舟師；郤正、張質等多從實務出發，認為當前國力確難支撐大規模北伐，然亦不主張完全放棄進取。朝議紛紜，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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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目光，最終聚焦於端坐禦榻、沉默良久的皇帝劉禪，以及侍立其側、凝神靜思的衛將軍諸葛瞻身上。曆經磨難，劉禪已非昔日阿鬥，他深知此議關乎國運。他緩緩開口，聲音沉穩中帶著一絲探詢：“諸卿所論，皆為國謀。譙大夫欲安民，薑將軍欲進取，各有其理。然，國之大政，需統籌全局。衛將軍，朕常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當此局麵，我朝於天下，當持何策？這‘江’該如何‘劃’？”
諸葛瞻深吸一口氣，走到殿中懸掛的巨幅天下輿圖前，目光掃過中原、江東、益州，沉吟良久，方清晰奏對，其聲朗朗，瞬間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陛下聖明，垂問及此。譙大夫憂國愛民，薑大將軍誌存高遠，皆金玉之言。然，瞻以為，‘劃江而治’四字，需深解其意。若解為苟安自守，則確為亡國之兆；然若解為‘現階段的戰略定位與政略基石’，則未嘗不可作為我朝未來十至二十年的根本國策之框架。其核心，非為劃地自限，實為‘承認現實，鞏固根本，廣積糧，緩稱王’。”
他詳細闡述其“積極防禦，待時而動”的戰略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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