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民國13年）冬天，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晨霧還未散儘，校園的白樺樹下已傳來朗朗的讀書聲。
陳幽捧著俄語課本，嘴裡反複念叨著“коммуни3м”（共產主義）“революция”（革命）等單詞，指尖在書頁上逐字劃過——這是他每天雷打不動的晨讀時間，從晨曦微露到旭日東升，兩個小時的專注，是他攻克語言難關的第一步。
初到蘇聯時，語言曾是陳幽最大的障礙。
課堂上，蘇聯教授的俄語講課雖有翻譯，但專業術語的傳遞難免滯後；與蘇聯師生交流，簡單的問候尚能應對，一旦涉及革命理論、情報專業知識，便隻能靠手勢和紙筆比劃；閱讀俄語教材和資料，更是如同“看天書”，一個段落往往要查十幾遍詞典，耗費半天時間。
“語言是學習的橋梁，更是未來革命工作的工具。”
陳幽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句話，給自己製定了詳細的語言學習計劃：清晨6點到8點，背誦單詞、練習發音；上午課間，向蘇聯同學請教語法問題；下午課後，用1小時進行俄語對話練習；晚上8點到10點，閱讀俄語專業書籍，標注生詞和難點；睡前半小時，複盤當天所學，默寫重點內容。
俄語的發音和語法對中國人來說難度不小，尤其是顫音“р”和複雜的格變化，讓陳幽一度陷入瓶頸。
為了發好顫音，他每天對著鏡子練習，舌尖抵著上齒齦，反複嘗試氣流振動的感覺，有時練得舌頭發麻，連吃飯都沒力氣；為了掌握格變化，他把六種格的規則編成口訣，寫在卡片上，隨身攜帶，一有空就拿出來背誦，直到爛熟於心。
“陳幽，這個單詞的重音應該在第一個音節，你讀錯了。”
蘇聯同學伊萬諾娃笑著糾正他的發音，手裡拿著俄語課本，逐字逐句地教他，“比如‘информация’（情報），重音在‘и’上，要讀得重一些。”
“謝謝，我再試試。”陳幽認真模仿，一遍又一遍，直到發音標準。
為了提升口語，他主動和伊萬諾娃結成“語言對子”——每天晚上，兩人用俄語交流，她教他俄語表達，他教她中文詞彙，從日常對話到專業術語，從革命理論到生活趣事，在輕鬆的交流中，陳幽的俄語口語進步飛快。
除了俄語，日語的學習同樣緊迫。
陳幽深知，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日益明顯，未來的革命工作中，必然會涉及對日情報收集、應對日軍滲透等任務，掌握日語，既能突破語言壁壘，也能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軍事、政治動態。
日語的學習從五十音圖開始。陳幽買了一張五十音圖卡片，貼在宿舍的牆上，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默寫；為了記住單詞，他采用“聯想記憶法”——把日語單詞和中文意思、發音聯係起來，比如“兵士”（へいし）發音接近“heixi”，對應中文“士兵”，既好記又不容易混淆；為了提升閱讀能力，他從簡單的日語報紙、雜誌讀起，逐漸過渡到日語版的革命理論書籍和情報專業資料。
一次，學校邀請日本進步學者做講座，主題是“日本工人運動現狀”。講座全程用日語進行，沒有翻譯。
陳幽坐在台下，認真聆聽，不僅能聽懂大部分內容，還能準確記錄下關鍵信息——這是他學習日語半年來，第一次獨立完成專業內容的聽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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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結束後，他還能用日語向學者提問，交流對工人運動的看法，讓學者驚訝不已：“你的日語說得很好，不像隻學了半年的人！”
語言學習的過程枯燥而艱辛，尤其是在繁重的專業課之餘，每天還要擠出四五個小時投入語言學習，對體力和毅力都是極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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