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抓住時機，率領“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史記》），並聯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八國諸侯，東征伐紂。聯軍抵達牧野（今河南新鄉牧野區）時，商紂倉促組織“七十萬”（一說十七萬）軍隊抵抗——這些軍隊多是奴隸和戰俘，毫無鬥誌。
戰前，武王發布《牧誓》，曆數商紂“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尚書?牧誓》）四大罪狀，明確伐紂是“行天之罰”。戰鬥開始後，商軍“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史記》），反而引導周軍進攻朝歌——商紂見大勢已去，自焚於鹿台，商朝滅亡。
（3）戰後之“治”：從安撫到製度建設
周武王滅商後，比商湯更進一步，通過“製度性吊民”鞏固統治：
散財安民：直接的民生救濟：武王“命南宮括散鹿台之財，發钜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史記》）——鹿台是商紂儲存財富的地方，钜橋是商朝的糧倉，將這些資源分給貧苦百姓，直接兌現了“吊民”的承諾；同時“命閎夭封比乾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德”（《史記》），為商朝賢臣平反，安撫了商貴族的情緒。
分封諸侯：構建穩定的統治秩序：為避免“天下複亂”，武王實行“分封製”——封商紂之子武庚於殷，以管理商遺民；同時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於殷周圍，史稱“三監”，監督武庚；又封薑太公於齊、周公旦於魯、召公奭於燕等，將周的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形成“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格局。這種製度既保證了對商遺民的控製，也將“敬天保民”的理念傳播到各地。
製禮作樂：奠定周製的倫理基礎：武王去世後，周公旦攝政，平定“三監之亂”（武庚聯合管叔、蔡叔叛亂），進一步完善了“禮製”——通過《周禮》規範君臣、父子、夫婦的關係，將“吊民伐罪”的理念轉化為“以德治國”的製度：君主需“明德慎罰”，貴族需“敬德保民”，百姓需“忠孝節義”。這套製度使周朝的統治延續了八百年，也成為後世儒家推崇的“王道”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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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學內核：“天命觀”與“民本思想”的融合，中國古代政權合法性的底層邏輯
“吊民伐罪，周發殷湯”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倫理的核心範式，關鍵在於它將“天命”（神性依據）與“民心”（世俗依據）緊密結合，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政權合法性論證體係。這種體係既區別於西方“君權神授”的絕對神性，也區別於單純的“武力征服”，形成了獨特的“聖王政治”邏輯。
1.天命轉移：從“君權神授”到“以德配天”
夏商周三代的“天命觀”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逐步從“神性崇拜”轉向“德性感召”，“湯武革命”正是這一轉變的關鍵節點。
夏代：天命與祖先神的綁定：夏人認為“天命”是通過祖先神傳遞的——君主是“大禹之後”，祖先神與天帝溝通，賦予君主統治權。這種“天命觀”的核心是“血統”，而非“德行”，因此夏桀雖暴虐，仍認為“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將天命與個人血統綁定。
商代：天命與“帝”的意誌：商人崇拜“帝”（至上神），認為“帝”是天命的主宰，但“帝”的意誌是通過占卜、祭祀來感知的（殷墟甲骨文多為占卜記錄）。商人雖重視“德”（如商湯的“德及禽獸”），但仍將“天命”視為一種“不可抗拒的神力”——商紂後期“慢於鬼神”，本質上是對“帝”的不敬，而非對“民心”的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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