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問了一個關鍵問題:“對於外國投資者——特別是美國投資者——在德國的合法權益,貴國新政府有怎樣的保障承諾?”
這是一個核心問題。
美國資本在戰前向德國投入了大量資金,如果新政權不承認這些權益,將引發嚴重的外交和經濟後果。
舒爾茨的回答謹慎而周密:“我國目前是保障合法的私人財產權。“
“對於符合我國法律規定、遵守商業合同的外國投資,都將依法保護。”
“當然...”
他稍作停頓,選擇了中性的表述:
“在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會進行必要的調整。”
“但這種調整將嚴格遵循法定程序,並在可能的情況下,考慮給予合理的補償。”
杜勒斯抬起頭,藍色的眼睛直視著舒爾茨:“‘可能的情況下’,這個表述缺乏確定性。”
“因為每個案例都有其特殊性,”舒爾茨坦然回應,“我們需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但原則是明確的:尊重合法權利,依法行事。”
這個回答雖然留有回旋餘地,但至少表明了一種基本態度。
杜勒斯似乎還算滿意,他合上筆記本:
“今天的討論很有建設性,我會將相關情況向華盛頓報告。”
“關於後續的接觸...”
“我們隨時準備繼續對話。”
舒爾茨站起身,“建立在務實基礎上的經濟合作,符合兩國的利益。”
杜勒斯也站了起來。
兩人的手握在一起——杜勒斯的手堅定有力,舒爾茨能感覺到這個年輕美國外交官隱藏在禮貌外表下的警覺和審慎。
“還有一件事,”杜勒斯在鬆開手前說,“我國的一些商業代表對德國的投資環境表示關注。”
“如果可能,我希望能夠安排他們與貴國相關部門進行一次非正式交流。”
“我們會考慮這個請求。”
舒爾茨回答得同樣謹慎。
兩人互相點頭致意,結束了這場對話。
杜勒斯目送舒爾茨離開,然後回到窗前,看著柏林街景。
他的表情依然平靜,但腦海中已經在整理今天獲得的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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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政權比他預期的要務實,也更精明。
他們知道自己的弱點,也懂得如何利用對手的矛盾。
杜勒斯拿起桌上的電話:“給我接華盛頓...”
……
下午四點三十分,柏林米特區一棟重新開放的咖啡館二樓。
林坐在靠窗的圓桌旁,麵前是一杯已經涼了的清茶。
五六位外國記者圍坐四周,桌上散落著筆記本、鋼筆和幾份剛出版的報紙。
氣氛看似輕鬆隨意,但每個人都清楚這場談話的分量。
“最後一個問題,”《紐約時報》的約翰·哈裡森放下手中的筆,目光直視著林,“林先生,目前國際上有許多聲音認為,新德國政權難以長期維持。”
“許多人將你們與蘇俄相提並論,認為你們會陷入類似的內外交困。”
“您對此怎麼看?”
問題尖銳如刀,咖啡館裡瞬間安靜下來。
林沒有立即回答。
他端起茶杯,發現茶已經涼透,便輕輕放下。
這個簡單的動作持續了大約十秒鐘——在這十秒鐘裡,他整理著思緒。
“首先,”他終於開口,聲音平靜而沉穩,“我不認同‘難以維持’這個判斷。”
“新德國的誕生不是偶然,而是德國社會矛盾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工人階級覺醒和鬥爭的曆史產物。”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在場的每一位記者:
“至於與蘇俄的比較……是的,蘇俄目前確實麵臨很多困難。”
“但如果深入分析這些困難的根源,我們會發現:主要不是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建立自己政權的嘗試。”
他的聲音略微提高,但依然保持著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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