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況下，足跡與人的身高是成比例的，這是刑事科學技術中的基本常識之一。
然而，吳畏參與的這次現場勘查工作中，並不僅僅滿足於對足跡進行簡單的測量和記錄，而是嘗試將靜態的足跡還原為動態的行為過程，從而解讀出案發時的情景。
他在眾多淩亂的足跡中，特別注意到了靠近床邊的一枚足跡。
如果單從足跡的形成機製來看，這枚足跡似乎並沒有特別異常的地方，形態完整，花紋清晰。
但是，當我們結合生活常識與行為邏輯去分析時，它的存在就顯得有些不同尋常了。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正常人在床邊活動的情形。
通常來說，人在床邊無非是兩種動作：
一個是上床休息動作，另外一個是下床活動動作。
上床的過程中，我們走到床邊後，會自然地轉身、脫鞋，然後上床休息，這時足跡的鞋尖方向往往是朝向床外。
在下床的過程中，我們起身、穿鞋、站立，鞋尖則是朝向床內或前方的。
無論是上床休息還是下床活動，足跡周圍的狀態通常是平穩有序的，方向也不會出現明顯的淩亂。
然而，眼前這枚足跡所處的區域，卻呈現出一種異常的方向變化和不規則的重疊痕跡。
如果當時嫌疑人站在床邊控製受害人，那麼受害人在遭受控製的過程中，極有可能產生本能的反抗和掙紮。
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即使是一隻被逼到絕境的兔子，也會拚死一搏。
更何況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即便嫌疑人所使用的暴力手段並不極端，在沒有巨大脅迫工具的情況下，受害人依然會儘力掙紮、扭動身體，這種動態過程必然會反映在地麵的足跡上。
當然，這也建立在作案人數隻有一人的前提之下。
如果是多人同時控製一個人，有人按住上肢，有人壓製下肢，那麼即便受害人試圖反抗，也很難產生明顯的位移或足跡淩亂。
此時，吳畏蹲下身，仔細觀察這組足跡的分布情況，隨後緩緩說道：
“這的確符合犯罪嫌疑人在此處控製受害人時形成的淩亂足跡。”
當然，發現這枚足跡隻是第一步，更關鍵的問題是：作案人數究竟是一人還是多人？
這一點直接關係到案件的定性。
於是，吳畏拿起旁邊技術員手中的強光手電，以當前足跡所在位置為中心，逐步向外擴展搜索範圍，對周邊地麵進行360度的細致觀察。
燈光掃過地麵，突然，吳畏停下動作，轉頭對身邊的同事說道:“你們看，在這將近一平方米的範圍內，隻有這一片足跡是明顯淩亂的，而周圍區域的足跡則相對規整、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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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充分說明了一個問題——眼前的這片足跡極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而且從足跡分布的狀況來看，作案人數應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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