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上的字與心頭的秤
小區公告欄的牆上,“人民”兩個字刷得鮮紅,風吹日曬也沒褪色,路過時抬眼就能看見。我總盯著那兩個字出神,不是看筆畫有多規整,是總忍不住想:這兩個字,該隻在牆上嗎?
去年幫父親跑再審的事,打交道的經曆像根刺,紮在心裡好久。有次打聯係某局工作人員,剛開口說父親案子裡的程序問題,對方就頻頻打斷:“你直接說重點”“這個情況我知道了”。我攥著手機,指節都捏白了,先壓下心頭的急,慢慢說:“大哥,還有個請求——能不能別封我們全家唯一的銀行卡?那是保證日常吃飯、買藥的錢,不是我向您搖尾乞憐,這是黨和人民給老百姓的基本權利啊。”
話沒說完,對方的不耐煩已經藏不住:“還有什麼事沒有?沒有我就掛了,我這兒好多案子呢,不是隻服務你一個。”我握著手機,聲音沒忍住發顫:“是呀,若不是這案子,我何必四處奔波?當初庭審時,要是法官能多給我幾分鐘說話,把事情說清楚,我也不至於落到今天這麼被動。還有,11月2號我給盧鵬法官寄了案後答疑申請,半個月都過去了,連個電話、半句話的回複都沒有——或許是他太忙,或許是我的案子根本不值得掛心。”
電話那頭頓了頓,傳來一句:“我們所有程序都是按法律規定走的。”我趕緊接話,語氣裡帶著點近乎卑微的懇切:“我信,我從來沒詆毀過你們任何一個法務人員。在我心裡,你們都是神聖的,是我高不可攀的‘神靈’,我一直覺得,從立案到開庭再到執行,都該是在陽光下操作的。”
電話裡靜了好一會兒,能聽見那邊隱約的鍵盤聲。過了幾秒,對方的聲音軟了點,卻也沒多溫和:“銀行卡的事我記下了,會跟執行局說一聲核實情況。答疑的事,我再催催盧法官。沒別的事就先這樣吧,我這兒還忙著。”沒等我再說“謝謝”,電話就掛了,聽筒裡隻剩忙音。
那天走出電信營業廳,風輕輕刮過,吹得路邊的樹影晃來晃去。風好像在告訴我些什麼——告訴我牆上的字和現實裡的落差,告訴我普通人維權時的難,可那些話我沒法說出口,隻能悶在心裡。就像之前在法院走廊裡,看見“執法為民”的標語掛在牆上,紅底白字格外醒目,可父親案子裡,小額訴訟程序的標準明明擺在那兒,法官卻輕描淡寫跳過;母親被李誌強不當索債住院的訴求,也沒在判決裡留下半句話。那時候我盯著牆上的字,突然就懂了:有些字寫在牆上,風一吹就晃,看著清楚,伸手卻摸不著溫度。
我總固執地想,“人民”該是寫在法律條文裡的。不是模糊的“應當”“可以”,是明確的“必須”——必須保障當事人的辯論權,必須回應合理的答疑請求,必須給老百姓留夠基本生活的保障。就像父親案子裡,“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不該因為原告是“熟人”就打折扣;全家唯一的銀行卡,不該因為執行就不管普通人的吃飯問題。法律條文裡的“人民”,該是能護住普通人的底氣,不是紙上的空話。
更該寫在執法者的心頭上。有次在派出所做筆錄,民警大哥聽完我講父親的事,沒急著讓我簽字,反而遞了杯熱水:“你別急,把細節再說說,能幫的我們肯定幫。”那天走出派出所,天已經黑了,可心裡卻暖烘烘的——原來真的有人把“人民”放在心上,不是掛在嘴邊,是會耐心聽你說話,會把你的難處當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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