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向東說，李大站長，這以前的時候，人都吃不飽，咋會拿這救命的糧食來造酒，算下來，咱們也是從改革開放後才慢慢吃上了白麵饅頭。這高粱米，是人沒有辦法的時候吃的，產量大，好管理，人也可以吃，牲口也可以吃，吃不完了，就釀酒，慢慢地一輩輩地傳下來，李主任，咱這酒廠到現在不容易。
向東說這個話我倒是理解，小的時候，白麵饅頭那是過年才能吃上的美食，那個時候，說不清楚的原因，大家辛苦勞作，就是不見產糧食，一個生產隊累死累活地乾上一年，每家每戶才分一兩百斤的糧食，這沒有東西吃怎麼辦，好在當時推廣了紅薯的種植，每家每戶把紅薯切片晾乾，就是吃這紅薯乾。紅薯乾澱粉少，吃了之後不到下一頓吃飯的時間，就又餓得眼冒金星。向東這樣說，我反倒覺得自己這問題實在有些傻，就好比不食人間煙火一般。
我說，向東大哥，以後你別喊什麼李大站長了，這聽起來生分，我比你小，以後你就叫我朝陽，我就喊你大哥，這樣聽著多親切。
孫向東咧嘴一笑，說道，那可不成，你是管理這酒廠的父母官，我雖然長你幾歲，但是這規矩不能亂了。
聽到孫向東說著規矩這個詞，我的腦海裡突然想起了阿姨說的一句話，你們這年紀輕輕，還挺保守，這改革開放，關鍵在解放思想。我們從小就已經被禁錮在這規矩之中，我們生長的環境也是處處有著規矩。阿姨說得真的太對了，沒有思想上的突破，怎麼會有怎麼敢有行動上的落實，看來這向東和從前的我一樣，思想可能有些保守。
我試探著問道，向東，有沒有考慮過，把咱這酒廠做大，搞成一個大酒廠。
向東摸了摸頭，坐在馬紮上，用腳在地上胡亂地畫著。說道，李大站長，我從出生就泡在這高粱壇子裡，從小喝這高粱酒就和喝水一樣，這高粱酒廠從我小時候到現在三十多年了吧，就是這個模樣，你說把它搞成酒廠，咋搞？咱現在的產量就這麼大，一年也就是賣這麼多酒，咱該交給鄉上的一分不少，咱該發的工資一分不欠，咱這樣多好呀，搞大酒廠，我可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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