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景升的手停在門把手上。
門外站著的，是穿深藍色製服、佩戴白色口罩的兩名疾控中心工作人員。
他們胸前掛著統一製式的工牌，肩章筆挺，神情肅然。
他們身後，還停著一輛黑色公務車。
車頂警示燈未亮，卻已足夠刺眼。
他回頭看了父親一眼，又望向客廳裡眾人凝滯的臉。
沒人說話，但空氣仿佛被抽乾了，連呼吸都好像變得沉重起來。
劉海波語氣平靜地說：“開門吧，該來的，躲不掉。”
楊景升深吸一口氣，擰開了門鎖。
寒風裹挾著消毒水的氣味撲麵而來。
為首的工作人員出示證件，說：“我是市疾控應急處置組組長，編號CT-207。我們接到通知，你們這裡有聚集性悼念活動，且涉及新冠逝者遺屬多人，需進行現場流調與情緒乾預評估。”
柳青青大聲質問道：“悼念活動？我們隻是來看看過世的老朋友徐萍！這算是什麼聚集？”
另一名工作人員接過話說：“根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心理乾預條例》第34條補充細則，凡涉及新冠逝者家屬三人以上，在同一空間內停留超過三十分鐘，即視為‘潛在哀悼集群’，需登記備案，並接受後續心理疏導安排。”
林耀冷聲問：“心理疏導？你們是來送安慰的，還是來收魂的？”
李斌緩緩起身。
雖已退休多年，但他那股久居高位的威壓仍在。
他站在楊景升身側，冷聲說：“我對海城市衛生係統十分了解，請問，你們執行的是哪一級文件？文號多少？有沒有公示？”
工作人員略顯遲疑，但仍然堅持說：“現在是特殊事情，也是內部緊急流程，依據國家衛健委與心理危機乾預中心聯合下發的密級通知……”
齊美娟冷冷地說：“密級通知就能剝奪公民對親人的最後告別權？徐萍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走的時候，我們連最後一麵都沒見上。現在，連對著一張照片說句話，都要被記錄、被評估、被乾預？”
為首的工作人員愣了一下，語氣緩和地說：
“我們不是來對抗的，隻是按流程辦事。請各位配合登記身份信息、接觸史，並簽署《非聚集性悼念承諾書》。若無異常，半小時內即可離開。”
楊景升盯著對方，沉聲問：“承諾書？是不是還要我們承諾，不哭、不念、不想？”
對方沉默。
就在這時，朱若溪的電話再次打來。
楊景升沒接，任它在茶幾上震動。
屏幕亮起又暗下，像一顆跳動卻無人回應的心。
劉海波忽然走到門口，直視那兩名工作人員，說：
“我老婆死了，死於新冠。醫院沒讓見最後一麵，火化沒讓我們參與，骨灰不給，隻給一個‘替代物’。
“現在，連我在自己家裡，對著她的照片喝一碗她生前答應給我燉的湯，都要被你們當成‘風險事件’來處理？”
工作人員眼神閃躲地說：“劉先生，我們理解您的情緒，但規定就是規定。流程已經固化，我們隻是執行者。”
劉海波苦笑一聲，說：“流程已經固化？是啊，流程固化了，人心也固化了。可人不是機器，感情不是數據，死亡不是報表上的一個勾！”
“你們可以記錄，可以評估，可以把我列為‘高風險哀悼個體’。但你們記住了，隻要我還活著一天，我就有權記住她，有權為她流淚，有權在家裡掛她的照片……”
客廳裡一片寂靜。
就疾控人員都愣住了。
李斌對工作人員說：“我是李斌，曾任海城市市長，今天這場‘聚集’，是我主動來訪，與劉家無關。所有責任，我一人承擔。你們要登記，登我的；要評估，評我；要乾預，先乾預我這個老頭子。”
齊美娟挽住他的手臂，說：“我是齊美娟，原市海城一中校長，我也來了。你們一起記上。”
楊景升也站出來說：“我叫楊景升，劉海波的兒子，也是海城船舶公司董事長，今天的事由我而起，要擔責也算我一份。”
接著，林陽、柳青青、喬欣語和林耀一家人，也一個接一個站了起來。
沒有口號，沒有呐喊，隻有沉默的站立。
像一棵不肯倒下的樹，在寒風中紮根。
兩名工作人員麵麵相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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