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姆大街的鐘表店在下午三時準時敲響。
不是一座鐘，是十七座。
布穀鳥鐘、報時塔鐘、音樂盒鐘、天文鐘——
每一座都以自己的方式宣告同一個時刻，聲音在狹窄的鵝卵石街道上交織成一片混亂而精確的和鳴。
櫥窗裡的金質懷表在午後陽光下閃爍，表盤上的羅馬數字被擦得一塵不染。
伯爾尼已經七百年沒有經曆過戰爭。
這座城市太老了，老到忘記了恐懼是什麼顏色。
噴泉裡的清泉依然流淌，熊苑裡的棕熊依然在午後慵懶地打盹。
聯邦議會大廈的綠色穹頂在阿爾卑斯山的背景下顯得莊重遙遠。
下午三時零七分，一輛沒有標識的黑色馬車停在議會大廈側門。
格裡·克裡夫蘭走下馬車時，左膝的舊傷讓他踉蹌了一下，1888年白宮樓梯上那次摔傷，十八年後還在提醒他，有些傷害不會隨著時間痊愈。
六十九歲的前總統抬頭看了一眼瑞士的天空。
藍，太藍了。
藍得像俄亥俄州他童年記憶裡的夏日，藍得像1893年他第二次就職典禮那天華盛頓的天空。
那是十三年前。
那時沒有人相信，有朝一日他會以戰敗國密使的身份，來到一個七百年沒有戰爭的國家，請求與一個他從未真正理解過的東方強權談判。
“克裡夫蘭先生，”瑞士禮賓官的聲音把他拉回現實，“華夏聯邦代表已經在二號會談室等候。”
克裡夫蘭點點頭。
他整理了一下深灰色常禮服的領結，這是在巴黎定製的最後一件禮服，1896年卸任後去歐洲旅行時做的，十年來隻穿過三次。
袖口有些磨損了，妻子說要幫他縫補，他說不用。
也許不需要了。
二號會談室，房間不大，三十平方米，一張橡木長桌，六把洛可可風格的扶手椅，牆上掛著一幅18世紀的瑞士地圖。
窗戶正對著熊苑，可以看見棕熊在圍欄裡緩慢地踱步，偶爾抬起頭，用黑亮的小眼睛望向窗內。
林承誌已經在等了。
他比克裡夫蘭記憶中瘦了很多，上一次見麵是1900年巴黎世博會，那時林承誌還是“神秘的東方億萬富翁”，在共濟會東方支部的秘密聚會上與克裡夫蘭有過一麵之緣。
“克裡夫蘭先生，”林承誌用英語開口，“請坐。”
克裡夫蘭落座時，左膝又疼了一下。
他沒有表現出來，六十九年的生命中，他學會了隱藏疼痛，政治的、身體的、內心的，都一樣。
“執政官閣下，”他開門見山，“羅斯福總統授權我向您傳達和平意願。”
林承誌沒有回應。
他隻是看著克裡夫蘭。
“羅斯福總統願意就太平洋問題進行談判，”克裡夫蘭繼續陳述，“但有一個前提條件：華夏聯邦太平洋艦隊必須首先撤離夏威夷海域。
隻有在軍事壓力解除的情況下，政府才能說服國會和公眾接受有意義的對話。”
“克裡夫蘭先生，”林承誌看著對方，“您今年六十九歲。”
“是。”
“1861年，您二十四歲，林肯總統就職那年，您剛剛通過律師資格考試。”
克裡夫蘭的瞳孔微微收縮。
“1865年林肯遇刺時，您在紐約州布法羅當代理地區檢察官。
您聽說消息後，一個人在辦公室裡坐了整個下午。
您後來對朋友說：這個國家失去了最後一位能讓南北和解的領袖。”
林承誌站起身，走到窗前。
“1898年美西戰爭，您六十一歲，已經卸任總統。
您現在坐在這裡，代表您曾經反對的那場戰爭、那個帝國、那種邏輯，來向我要求撤軍，作為談判的前提。”
克裡夫蘭沉默著，良久，他摘下金絲眼鏡，用麂皮絨布緩緩擦拭。
“執政官閣下，您對我的生平調查得很清楚。
那您也應該知道，1895年委內瑞拉危機，我差點讓美國與英國開戰，為了門羅主義，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我不是和平主義者。
我隻是認為，有些仗值得打，有些不值得。
1898年菲律賓不值得。
1906年的太平洋……也許也不值得。”
克利夫蘭直視林承誌。
“但我不是羅斯福總統的使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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