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醫血液科的走廊總浸著股化不開的冷。消毒水的刺鼻味混著化療藥特有的苦澀，粘在白牆和地磚上，連通風口吹進來的風都帶著股鐵鏽般的涼。同事老周跟我講這個故事時，指尖還在無意識地摩挲著搪瓷杯沿——那道被茶水浸出的褐色痕跡，像極了他說的“戲台幔帳上的血印”。
故事裡的姑娘叫蘇曉，二十一歲，藝術學院舞蹈係的學生，腿長腰細，住院前還在準備畢業彙演的獨舞。可急性髓係白血病像塊巨石砸下來，三個療程的化療後，她的頭發掉得隻剩稀疏的絨毛，臉頰腫得發亮，曾經能輕鬆踮起腳尖的雙腿，如今連抬起來都要靠護工幫忙。
老周是她的責任護士，第一次給她紮針時，姑娘還笑著說：“周哥，你輕點，我這腿還得留著跳《貴妃醉酒》呢。”那時她的眼睛還亮，說起戲腔裡的拖腔、水袖的弧度，嘴角會翹起來，像有光落在上麵。可誰都沒料到，她的父母會賭那“萬分之一的希望”。
第四個療程開始前，主治醫生跟家屬談了整整兩個小時。“患者現在血小板隻有兩萬，肝腎功能指標都在臨界值，強行用高強度化療藥，可能撐不過二十四小時。”醫生的聲音壓得很低，走廊裡的監護儀“滴滴”聲都顯得刺耳。蘇曉的母親當場就哭了，父親卻攥著拳頭說：“隻要能讓她活著，我們賭。”
用藥那天是冬至，窗外飄著細雪，血液科的暖氣開得很足，卻驅不散病房裡的寒意。下午五點，第一袋化療藥掛上，透明的液體順著輸液管滴進蘇曉的血管，她突然打了個寒顫，說：“周哥，我好像聽見胡琴響了。”
老周當時正給她量血壓，以為是藥勁上來的反應，笑著安慰：“可能是樓下菜市場的戲班子在排練，你好好睡會兒，醒了就不響了。”
可蘇曉卻搖著頭，眼睛直勾勾地盯著病房的天花板，像在看什麼看不見的東西。“不是樓下的，”她的聲音很輕，帶著點奇異的興奮，“在我眼前，有白色的幔帳，還有人在拉胡琴，咿咿呀呀的，要開戲了。”
老周的心猛地一沉。他在血液科待了十年，見過太多臨終前出現幻覺的病人，可蘇曉才二十一歲，儀器上的心率和血氧還在正常範圍，怎麼會……他順著蘇曉的目光看去，天花板上隻有斑駁的水漬，哪來的幔帳？
“曉曉，別瞎想，是藥太涼了，我給你捂捂輸液管。”老周拿起毛巾裹在輸液管上，指尖碰到蘇曉的手背，涼得像冰。
可蘇曉像沒聽見一樣，突然哼起了調子。不是她平時喜歡的流行歌，是段老戲的韻白，“海島冰輪初轉騰，見玉兔，玉兔又早東升”——是《貴妃醉酒》裡的唱段，可她的嗓音沙啞得厲害，像被砂紙磨過，每個字都裹著氣音，拖得長長的，在寂靜的病房裡飄著，聽得人後背發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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