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立二院內科醫生辦公室的打印機，總在深夜裡透著股說不出的詭異。
那是台用了五年的舊機器，墨粉盒換過無數次，打印時總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響，像老人磨牙，尤其到了後半夜，聲音在空蕩的走廊裡飄著，聽得人心裡發毛。
我是內科夜班醫生林默，值了四年夜班，見過病人突發心衰時的慌亂，聽過家屬崩潰的哭聲，卻唯獨忘不了那個淩晨三點——打印機自己啟動，吐出一張已故患者的處方單，上麵的字跡，和半年前去世的張主任一模一樣。
那是深秋的一個雨夜，窗外的梧桐葉被風吹得“嘩啦啦”響，雨點砸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水痕，像誰在外麵哭。我剛處理完12床大爺的低血糖，回到醫生辦公室寫病程記錄，桌上的台燈亮著昏黃的光，把打印機的影子拉得老長，貼在牆上，像個蹲在那裡的人。
“終於能歇會兒了。”我揉了揉發酸的肩膀，端起桌上的冷咖啡喝了一口，剛想打開電腦，就聽到身後傳來“哢噠”一聲——是打印機啟動的聲音。我愣了一下，轉頭看過去，打印機的電源燈亮著，滾筒開始轉動，“吱呀吱呀”的聲響在寂靜的辦公室裡格外刺耳。
“奇怪，我沒點打印啊。”我嘀咕著走過去，以為是同事白天沒關程序，可湊近一看，電腦屏幕是黑的，處於休眠狀態，根本沒人操作。就在這時，打印機“唰”地吐出一張紙，白色的處方單，邊緣還帶著滾筒碾壓的褶皺，飄落在托盤裡。
我彎腰撿起來，借著台燈的光一看，心臟猛地一縮——處方單上的患者姓名欄，寫著“趙桂蘭”三個字，下麵的年齡、性別、診斷結果，都和半年前去世的那個老太太一模一樣。趙桂蘭是肺癌晚期，當時是張主任的病人，住院三個月，最後還是沒保住，走的時候是淩晨三點，和現在的時間分毫不差。
更讓我頭皮發麻的是處方單上的字跡——那是張主任的字，筆鋒淩厲，“鹽酸嗎啡緩釋片”幾個字寫得格外用力，連最後簽名的“張建國”三個字，都和他生前的簽名分毫不差。可張主任，早在趙桂蘭去世後一個月，就因為心梗走了，葬禮我還去了，怎麼可能會開這張處方單？
“誰惡作劇？”我攥著處方單，手開始發顫。辦公室裡隻有我一個人，門是鎖著的，窗戶也關得嚴嚴實實，除了我，沒人能進來操作打印機。
我走到打印機旁，檢查了一下墨粉盒和紙倉，墨粉是下午剛換的，紙倉裡的A4紙整整齊齊，沒有任何異常。
可就在我轉身想回座位時，打印機又“哢噠”響了一聲，滾筒再次轉動，又吐出一張處方單——還是趙桂蘭的名字，還是張主任的字跡，連藥品和劑量都一模一樣。
我嚇得後退一步，撞到了身後的辦公桌，桌上的咖啡杯“哐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咖啡灑在地上，和處方單上的字跡重疊，看起來像一灘深色的血。我盯著那兩張處方單，腦子裡亂糟糟的，半年前的往事像潮水一樣湧上來——
趙桂蘭住院的時候，疼得厲害，每天都要靠嗎啡緩解。張主任對她格外上心，每次查房都會蹲在床邊，問她疼不疼，要不要加劑量。
趙桂蘭總說：“張醫生，別給我加了，省著點給別人用。”張主任每次都笑著說：“您放心，有我在，不會讓您疼的。”可到了後期，趙桂蘭的疼越來越嚴重，嗎啡的劑量加了一次又一次，還是止不住。她走的那天淩晨，還拉著張主任的手說：“張醫生，我不疼了，就是有點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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