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的“見證”、“和聲”，甚至我們自身充滿活力的存在，是否在無形中，為這“意誌”提供了微弱的“精神滋養”或“存在確認”，從而可能延緩其“衰竭”？或者相反，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其“能量”的消耗？”
“第四，製定‘臨終陪伴’倫理預案。如果“衰竭”被證實且不可避免，人類文明應如何自處？是接受命運，在“基石”最終靜默前，儘可能以我們的文化與存在，為其獻上最後的、充滿敬意的“禮讚”與“陪伴”？還是不惜一切代價，尋求某種可能“加固”或“喚醒”這“意誌”的方法，即使其希望渺茫且風險未知？這需要全球性的、跨時代的倫理大辯論。”
“第五，哲學與集體心理的終極準備。在嚴格控製的範圍內，向思想界與精英階層逐步透露此假說，引導對“終極有限性”、“守護的代價”、“時間對意義的侵蝕”等根本問題的深度思考。培養一種在知曉一切（包括最崇高的犧牲）都可能最終歸於靜寂後，依然選擇熱愛、創造、負責任地存在，並賦予這短暫存在以極致深度與美感的“悲劇英雄主義”或“存在主義勇氣”。這可能是在“餘燼”時代，文明所需的最厚，也是最強大的精神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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