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燒當羌的回饋也毫不過分。
終我一生，內心裡都不認同羌人的行事習慣，不認可他們一切以利益、霸權為尊的信仰。我知道自己雖然建立了未來幾十年羌中的製衡、牢牢掌控了羌中的局麵，但我改變不了全部羌人的根性，能改變的也隻有無弋依耐等少數有悟性的羌人而已。我將羌中安定的核心矛盾操作在楊玉與無弋思韞的製衡，從此隻問結果不管過程，其實也是在另一個層麵上放棄了對大部分羌人教化的可能。
漢羌矛盾的源頭除了爭奪生存權更多的是彼此在文化上的不認同。我母親唐思懿、思韞的母親閬中譙氏嫁給羌人後的悲劇，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另外，為了更好的控製羌中，我選擇了犂靬式的政教合一。在犂靬，最高的共治者就是法老；在羌中，主帥大豪的家族族長就是大端工。在短期內，這個製度很好，憨慫的羌人再無任何對抗“主帥大豪”的可能。但是，因為這支強行成為“大端工”家族的後代並沒有“神通”加持，西羌的“端工信仰”逐步失去信徒，羌中腹地的“苯教”悄然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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