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不同的影響因素。
韓信很顯然是價值觀錯位了，把劉邦給他的知遇之恩硬生生地等同於“政治忠誠”，等同於“天長地久”。
知遇之恩與朝政是兩條不同的邏輯線，在殘酷的權力遊戲中，恩情是變量而非常量，而韓信卻將其視為永恒契約。
蒯徹用張耳陳餘從刎頸之交到死敵的案例點破“人心難測”，但韓信仍堅信自己與劉邦的關係是“例外”。
蒯徹說功高震主，蒯徹說賞無可賞之功是原罪，韓信說這違背道德邏輯……
韓信和蒯徹談崩是必然，韓信一直在道德敘事——“知遇之恩”，蒯徹一直在政治敘事——功高震主……
那麼韓信為什麼會這種怪胎呢？
套用今天的熱詞，這與其成長環境和原生家庭不無關係。
儘管曆史並未記載韓信的原生家庭，但是透過“漂母之恩”和“胯下之辱”這兩件標誌性事件，我們也不難想象與理解。
“漂母之恩”（在韓信最困頓、幾乎要被餓死的時候，漂母給了他一口飯吃，並相信他並非庸人）這件事在韓信心中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情感邏輯：“在我最卑微時給予我恩惠的人，就是我這輩子應該效忠和報答的‘恩主’。對這種‘知遇之恩’，我必須用絕對的忠誠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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