摳腳丫子”、“海瑞是個偏執狂”這類鮮活又略帶“大不敬”的描述,迅速在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中流傳開來。
他們發現,原來曆史可以這麼好玩,原來那些課本上威嚴的古人也曾有過如此接地氣的煩惱。
我,田浩彣,仿佛一夜之間,擁有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身份。
在音樂圈,我是才華橫溢的少年曲作者,是紅星生產社的“秘密武器”。
在文學界,我是備受爭議的曆史暢銷書作家“口四文三”,是傳統與革新碰撞的焦點。
這兩種身份帶來的關注,開始產生奇妙的化學反應。
有樂評人在分析《藍蓮花》的歌詞時,驚歎於其中蘊含的文學素養和曆史隱喻,將其與“口四文三”的筆名風格聯係起來——當然,此時還沒人公開將兩者劃等號。
有讀者在讀完《明朝那些事兒》後,驚訝地發現作者對曆史人物心理的揣摩,與《風雨彩虹鏗鏘玫瑰》中對女性內心力量的刻畫,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一些敏銳的媒體開始隱約捕捉到這種聯係,但缺乏確鑿證據。
畢竟,一個十歲的孩子,同時在高雅文學和流行音樂兩個領域取得如此成就,這太過匪夷所思。
這種“分裂”與“統一”的微妙平衡,在我身邊的小圈子裡,卻已是公開的秘密。
紅星生產社的師兄師姐們,終於明白我為什麼總是泡在出版社,為什麼對曆史文學如此熱衷。
鄭鈞有一次摟著我的脖子,嘖嘖稱奇:“好小子!寫歌牛逼,寫書也這麼厲害!你這腦袋瓜子怎麼長的?”
田震則特意去買了一套《明朝那些事兒》,看完後對我豎起了大拇指:“浩彣,姐服了!歌寫得好,書也寫得透!”
出版社的編輯老師們,也通過渠道聽到了《紅星一號》,尤其是那兩首我創作的作品。
聶老在一次我過去商討第二冊修改意見時,笑著對我說:“浩彣,沒想到你在音樂上也這麼有建樹。看來我們出版社是撿到寶了,還是個多才多藝的寶。”
麵對這些善意的調侃和驚歎,我始終保持著謙遜和低調,將一切歸功於“興趣”和“運氣”。
我知道,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在我羽翼未豐之前,必須謹慎。
然而,名聲還是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我的生活。
走在街上,開始有人對著我指指點點;在中戲校園裡,也會有學生認出我,跑來索要簽名;甚至有一次,我和三姐(何老師)約在王府井見麵,被幾個眼尖的樂迷圍住,好不容易才脫身。
陳健添先生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關注度帶來的商業價值,同時也意識到了潛在的風險。
他加強了我出入的保密,並開始著手規劃我未來的發展路徑,是繼續隱藏在幕後創作,還是適時走向台前?
與此同時,經濟的回報也開始顯現。
《紅星一號》的版稅分成第一期結算下來,是一筆遠超父親跑一年貨運收入的巨款。
按照合同,這筆錢彙入了父親的賬戶。《明朝那些事兒》的稿費雖然結算周期長,但首版火爆,加印在即,未來的收益可以預期。
我給家裡打了電話,母親接的,聲音裡帶著哭腔,反複念叨著“我兒出息了”,又叮囑我千萬別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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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接過電話,語氣複雜,激動中帶著一絲不知所措,隻是反複說:“錢收到了,收到了……家裡你放心,你放心……”
我知道,這筆錢將徹底改變我們家的境況。父親或許可以不再那麼辛苦地跑長途貨運,母親肩上的擔子也能輕一些。
站在招待所的窗前,望著窗外被霓虹燈點亮的京城夜景,我撫摸著剛剛收到的、印有“口四文三”字樣的樣書,耳邊仿佛還回響著電台裡播放的《藍蓮花》。
十歲的我,憑借著重生帶來的“先知”和努力,終於在這個時代刻下了屬於自己的第一道印記。
音樂與文學,如同兩顆驟然升起的新星,在九四年的夜空中交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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