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3章風起雲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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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十二年，趙禹提的疲魏策略，在太康十四年，已經形成了風暴。
趙禹從引誘遼國增加魏國外患、引誘魏國增加紙幣引發、調動海東海軍逼迫魏國進一步擴充海防這三點闡述了對一個國家內外的圍剿。
其中一個核心：增加魏國財政開支。
一旦一個帝國的財政開支短時間內暴增，必然伴隨著行政層麵的貪婪。
國庫多增收一分，由官僚體係形成的權力壓榨，必然逼迫民間上交十分。
這是帝國官僚權力的本質。
並且通常會借助儒家光偉正來完成它的嗜血。
如果實在不行，它還會找個汙名化的東西，例如將商人描述成萬惡之源，以掩蓋官僚權力那吃人不吐骨頭的真相。
關於這一點，李彥在他的廷議中多次提到過，這也是大夏以道學治國的原因。
道學和儒學的最大不同在於，道學尊重事實，儒學尊重等級。
而事實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是相互作用的。
宋濂曾經在他的《南北策論》中提到過一個非常著名的理論：
山川湖泊海洋影響下的江南地域，與中洲大平原所在的地域有很大的區別。
在山丘如梭、河流如網的地形下，可以耕種的田地並不多，算是勉強維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發現交易似乎能產生更多的價值，於是商業變得異常活躍。
那為何在江南以及沿海一帶交易可以產生更多價值，北方卻不能？
正是因為河流眾多，水運方便。
漢江以南的江南地區，依然商業活躍，商業的本質是交換，交換遵循實踐原則。
交換無法指鹿為馬，商業伴隨著巨大風險。
在風險中，人們麵對不確定性，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和敬畏心理。
什麼叫警惕和敬畏心理？
意思是必須聽取各方的意見，最後采取綜合決策。
這裡的必須和要是不一樣的，必須意味著權力無法完全集中到一個人手裡，要則更多是一種政治上的口號。
然而，在以農耕為主的地方，因為許多東西都日複一日的確定，人們厭惡風險，追求穩定，於是隻需要少部分人去決策，對大局沒有什麼影響。
在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地域，誕生了兩種對世界不一樣的認知。
北方崇拜等級，無論是吃飯還是喝酒，都有一套等級森嚴的規則。
江南則尊重實踐。
這是南北方地域形成的文化差別，而這種文化差別，又誕生了矛盾。
例如以魏國為代表的北方士族集團認為，天下無法統一，是因為南方商人太多，這些商人無君無父，隻圖自己的利益，根本沒有國家。
而以江南地主延伸出來的商人群體則認為，魏國士族權力掌控欲過重，他們仕途用一種極致穩定的規則，將一些不確定性扼殺。
最後，宋濂在他的觀點中說道：道學治國在南方更有土壤。
這一點，數年的新政中，也在慢慢深入人心。
趙禹提到的疲魏之策，其本質也是在宋濂的理論上發展出來的一種外交之術。
隻是，大夏的核心層在太康十四年對這個策略出現了分歧。
分歧點在於多份情報目前對魏國的描述，表露出了魏國從政治、經濟和軍事都在快速變強。
例如梁京對各州的控製力度變得空前強勢，魏國內部的山壘計劃正在快速執行。
據說梁京城外的市鎮數量已經增多了十幾個。
並且其他重要大城周圍的市鎮也在陸續開始，府兵製完善之後，不少家庭在梁京的感召之下先後入伍。
經濟方麵，每一個城市都配套了紡織廠、皮革廠、冶鐵廠、礦場等等。
還有專門的糧食收集商社，負責定期從周邊鄉裡收集糧食。
據說銀行也在快速開花，各地對銀鈔的接受程度達到了一個空前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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